自1978年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因其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优势,积极推进工业化建设,东部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给中国区域产业比较优势格局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曾经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大型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土地资源有限和环境质量改善需求迅速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了限制,这似乎是实施产业转移的最佳时机。为了协调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防止区域差距扩大可能导致的“两极分化”态势,中国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还批准设立了安徽皖江、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以及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等承接产业转移国家级示范区,为东部沿海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中国区域产业的现状表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域间大规模转移并不明显,空间转移缓慢的现象更为突出。污染密集型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停滞不前,不仅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冲突,而且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道而驰。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环境规制视角下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路径与机制。通过构建环境规制指标及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指标,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时间变化趋势与空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再利用2004-201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引力模型对中国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进行了粘性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行业、分区域对环境规制下产业转移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还包括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总体趋势。具体分析:全国各地污染密集型产业和清洁生产产业的总产值各不相同。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两个产业都有向西部转移的趋势,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较多。其次,中国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环境监管比中西部地区强,东部地区的环境要求更高。因此,中国东部地区的污染物排放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第三,通过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和环境友好型生产产业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环境监管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地说,从国家层面来看,环境监管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环境监管的完善将促进产业转移到环境监管薄弱的地区。环境监管对环境保护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环境监管的完善将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产业梯度水平;从区域层面看,环境监管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负面影响,但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指出东部地区企业对环境监管的促进更为敏感,更有可能向环境监管较弱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即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转移产业时,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应该重视环境保护,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样有利于优化和升级本地区产业结构,促进本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