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对朝鲜诗坛影响力最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对朝鲜诗坛有着深远影响，朝鲜时代的诗人都或多或少接受了杜甫诗歌。　　 李成桂建立朝鲜后，他采纳了用儒家思想治国的方针，这种措施便是“崇儒抑佛”。因此，儒教在朝鲜时代(1392-1897年)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儒教的极大影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杜甫诗歌中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尤其是“忠君爱民”的理念，符合了朝鲜时代两股社会势力(文臣和武将)的政治需要。同时，《杜诗谚解》的翻译和刊行，也为人们学习杜诗提供了方便，因此，杜甫的诗歌得到广泛流传。　　 朝鲜前期诗坛对杜甫的接受以徐居正为最突出。徐居正作为集贤殿出身的文人代表，他对杜甫的接受更主要是认同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他的《东人诗话》以及自己的诗作，都可看出对杜甫的摹仿和学习。除了徐居正对杜甫的痴谜学习之外，当时郑道传、权近、卞季良、柳芳善等一大批诗人也同样受到杜甫的影响。　　 朝鲜时代中期，性理学非常发达，奠定了朝鲜王朝的统治理念。因此，对宋诗的学习一度占居了当时朝鲜诗坛的主流。但同时，诗坛上也出现了以倡导学唐诗来反对宋诗风的现象，出现了一股“学唐风”，其中代表就是李晬光和李植等。与朝鲜前期诗人主要重视杜甫诗歌的忠君爱民的思想价值不同，李晬光对杜甫的接收，更加重视其文学艺术的价值，所以，他的《芝峯类說》以实证的方法对杜甫的许多诗歌作出重新解释，对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作出重新评价。　　 朝鲜后期学术界，人们对空谈性理的儒家思想逐渐产生怀疑，提倡注重现实。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两次战争，朝鲜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适应经济变化的需要，主张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实事求是等实学的思想开始兴起，实学运动产生了。实学运动抬头的朝鲜后期诗坛的作品，以批判和讽刺当时腐败的官僚社会为主流。经历了战乱，人民忧国爱民的情绪和杜甫忧国爱民的情绪十分相符，同时印刷术更加发达，杜甫诗因此流传得更加广泛，杜诗的学习与研究再一次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其中茶山(丁若鏞)对杜甫的接受最有代表性。　　 然而，这一时期朝鲜的诗人们不是简单的模仿杜诗，而是接受了杜诗关心民生的精神，结合当时朝鲜的社会现实，创作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朝鲜诗。　　 从九世纪的新罗时期到十九世纪的朝鲜王朝，经历了十一个世纪漫长的千年历史，杜甫的影响经久不衰。尤其到朝鲜前期依据王命刊行了《杜诗谚解》以来，在朝鲜社会不知道杜诗的人不能列入有教养人的行列。杜甫作为“诗圣”一直活在朝鲜人民心中，活在朝鲜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中，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与朝鲜，在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交往是多么密切，这种影响的历史是多么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