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国家反腐力量发生重大调整,隶属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至监察机关,由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行使调查职能,改革更替了以往职务犯罪案件侦诉一体化模式,避免了同体监督的困境。同时,也应当看到职务犯罪案件追诉呈现出了部门之间配合与制约的新模式。对此,本文第一章节通过解读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并对监检机关的职能进行梳理,重点剖析职务犯罪调查职能的性质以及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范围。同时,对监察体制改革后的法律文本进行分析,厘清监检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下的关系基础,并以现行法律规范的引出第二部分的内容。第二章节开始对职务犯罪调查视野下监检机关的关系进行说明。监检机关之间呈现出配合与制约的关系。其中配合层面包括案件移送的衔接、强制措施的衔接以及证据的衔接。而制约渠道主要是审查起诉、退回补充调查和更高位面的国家监察与法律监督。现行制度设计的很巧妙,极大提高了职务犯罪办案的效率。但是立案程序的缺失、留置场所的不明确、现行拘留环节的机械性、非法证据排除难度增强、补充调查的制约途径以及法律监督的立法不足等问题都要求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更加深入,准确的纠正不足。第三章节即理论部分,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开始寻求职务犯罪调查视野下监检机关构建配合与制约关系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监检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过程中应当体现人权保障理论、遵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和贯彻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人权保障理论作为国际上限制公权力运行的基本理论,在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中有所体现是应有之义。遵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则是紧随国内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贴合实际,保证顺畅,构建行之有效的监检关系。第四章节为解决现行制度的不足提供些许建议。从细化监检配合机制的层面来看,明确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衔接有助于弥补法理学上的不足;统筹强制措施的衔接一定要兼顾人权保障精神,制度设计需要体现对被调查人的保护;合理运用提前介入制度,由检察机关协助、指引、规范监察机关收集证据的方式,避免非法证据的流入。从完善监检制约机制的层面看,可通过强化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观念以及建立对补充调查的制约途径来规范办案机制,以防案件随意流入审判环节或者无端被撤销;最后还需要加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立法,明确法律适用的活动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