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几年来,行政问责已由2003年“非典”时期的“问责风暴”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过度,并日益成为我国政治文明新的增长点。笔者从“问责制”的基本概念入手,综合运用文献法、实证法以及综合梳理等研究方法,通过对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问责范围和问责结果这些问责要素体系的综合分析,将行政问责制界定为：行政问责制是问责主体就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制度规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责任政府；有利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打破传统的为官之道,构建新的行政文化；有利于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但是,由于历史及现实的种种原因,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还存在着问责主体仅限于同体问责、行政问责制程序化欠缺、缺乏行政问责文化土壤和行政问责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现实困境。为构建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问责制,本文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构建以权力机关为主导的异体问责主体架构；二是要构建和完善行政问责程序；三是要加大培育行政问责文化的宣传力度；四是要完善立法,推进行政问责制有法可依；五是要完善行政问责的预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