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北伐告竣，全国基本统一，军政结束，训政开始。“以党治国”“以党统政”“以党统军”的原则确立后，党政军机关次第成立。党权凸显是训政新制的特征之一，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新政府试图有所作为，树威立信，遂取径禁烟，缘于其见效快、得民心，总理遗愿言犹在耳，1929年国际禁烟会议召开在即。民国以降，禁烟政策迭变，因烟土为财政、军费重要来源，利润颇丰，遂各方均有插手，以致烟患久除不去。其中，党政军要员吸烟、运烟、贩烟饱受诟病。1928年11月，全国禁烟会议在南京召开，党国要员、社会贤达纷纷表态，以示禁烟决心。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禁烟言论成为推动禁烟新政的关键。会上，调验军政要员吸烟、运烟成为焦点，陈调元、杨树莊、赵丕廉等被检举，蒋力主查办。作为查缉烟毒的主力，军警宣称厉行禁烟，以附和公意。然而，新制新规之下，军警的私运私贩行为则需综合考量。全国禁烟会议结束后第11天，轮船招商局江安轮携烟土2万两，由汉至沪。军警缉查过程中，发生争执。该案持续发酵，牵连众多党政军机关、人员，其涉及的武装运土、劫土邀功、扣押新闻、沪市公安局长停职、张之江请辞等问题反映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党政军之间的权益之争。面对此案，训政体制下的党国要员噤若寒蝉，沪市党政军机关反应不一，舆论媒介、社会团体持续聚焦，纷请严办。因缘重重阻碍，国府调查及司法审判不了了之，沪土案变成“糊涂案”。此案之后，长安轮、江大轮运土案接踵而至。禁烟新政推行以来，全国禁烟形势依然严峻。研治此案与新制新规的关联，应从整体着手，打破固有观念，关注中央与地方之间、党政军之间的博弈互动，深入时境，前后左右仔细剖析，以洞察训政与禁烟新政之间的微妙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