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需求之一,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常态化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企业是投资行为的实施主体,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决策也是帮助企业达成战略目标、提高企业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然而,因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冲突等原因,我国企业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基于数字经济而诞生的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的支持,突破了传统金融体系在时空上的限制,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等业务模式进行创新,具有高效、便捷等优势的同时有效发挥外部监督治理机制,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因此,本文对数字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展开研究,探究“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是否有效,同时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在企业和地区特征上所表现的异质性,进而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文首先从数字金融和企业投资效率两个角度出发阐述了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对数字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关假设,之后构建数字金融指标与企业投资效率指标并搭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二者间的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数字金融不仅能够抑制企业投资过度,还能减少企业投资不足。从数字金融细分维度来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2）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过程中承担着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3）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都能够加强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4）相对于低成长性以及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低以及金融监管强度高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对高成长性以及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高以及金融监管强度低地区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持续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鼓励与支持数字金融配套产业与设施的搭建和完善,同时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为数字金融提供发展空间。（2）搭建数字金融信息共享平台。一方面应当完善第三方信用评估体系,提高信用评级结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另一方面应当强化风险预警机制,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外部治理职能。（3）健全数字金融监管体系。监管部门在建立多层次数字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应当做好监管强度和金融效率的平衡。本文的研究不仅在丰富数字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上具有理论意义,还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