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一直以来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但是，不同的文学思潮和研究视角却造就出了不同的乡土小说观念。建立乡土小说研究的科学统一的理论框架在今天已经势在必行。本文首先通过较为细致的梳理，试图清算已不合时宜的乡土小说观，并将丁帆等人置于现代性视野下的乡土小说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支点，即认同，凡是取材于农村或农民、反映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的小说都可以认定为乡土小说。新世纪初的乡土小说延续了其在1990年代的发展态势，并努力实现着新的超越。本文从直面社会现实、关注文化现状和反思历史进程这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加以概述。以孙惠芬、罗伟章、陈应松等人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继续让自己的眼光越过乡村和田野，去追寻流落在城市里的乡亲们，他们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去揭露民工群体的艰难处境。在他们的带动下，“民工小说”的创作俨然成为一股潮流。以黄建国、阎连科等人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续写了国民性话题，揭露和批判了小农意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种种畸变；孙惠芬在对现实的无奈之下，以乌托邦叙事构筑起乡土精神家园，流露出对城市文明的排拒；而贾平凹也终于向自己的文化改良理想挥手作别，一曲“秦腔”唱响了传统文化的挽歌。针对新历史主义乡土小说的个人化历史狂想，刘醒龙在长篇历史小说《圣天门口》中重新呼唤了现实主义的力量，试图在真实可靠的叙事中解构革命历史叙事；而铁凝的《笨花》则表现出对肆意解构革命历史叙事的不满，她以民间文化为视角，以日常生活叙事为手段，将革命与战争归结于人民大众的自愿选择，从而重构革命历史叙事，再造红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