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浪潮越发汹涌,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也越发广泛,在刑事诉讼领域更是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在司法实践上,以“206”系统为代表的刑事案件智能辅助系统的证据标准指引与证据校验审查两项功能是人工智能进入刑事证明领域的显著表现。人工智能与刑事证明活动的融合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从量化思维与要素解构思维的角度上看二者基本思维共通;具备刑事证据标准规范化、数据样本支持与深度学习算法的客观条件;同时司法实践中存在防范冤假错案与提高司法效率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在“能否取代法官”的问题上存在技术认知与政治伦理的悖论,这注定了人工智能在司法应用中的辅助性地位。本文着重对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运用的空间与界限问题展开论述。在证据资格问题上,人工智能能够发挥对证据的审前过滤功能,助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取证标准问题上,鉴于类案证据形式与取证程序的客观性,人工智能能够发挥指引功能;在证明力问题上,人工智能难以解决对证明力的量化问题,仅能够在特殊客观情况与证明力的“有无”问题上发挥其功效。而在刑事证明标准的问题上,人工智能更是有难以摆脱的困境:人工智能难以实现对人类经验与非逻辑思维的模拟;证据推理的盖然性似真推理方式不符合人工智能的运算模式;人工智能的参与难以突破司法亲历性原则的限制;算法的黑箱特性使其难以进行说理。而在司法实践中,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存在诸多现实难题:一方面,案件数据样本数量与质量的缺失导致深度学习算法的推广性问题难以解决,而算法的黑箱特性使得难以回答运行机理的解释性问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实践效果不容乐观,存在“人工智能不智能”和“虚热实冷”的现实窘境。笔者认为,应当首先明确人工智能的辅助性定位原则,以刑事证据资格与取证标准作为主要切入点,以证据证明力作为次要关注点;同时完善配套措施,加强司法数据支持,推进算法升级,培养综合型法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