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永恒主题。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资源和能源消耗量随之增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愈发严重,经济发展、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矛盾逐步凸显,也为日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埋下了隐患。当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迈向新的台阶,经济、资源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要考虑的重点议题之一。探究我国经济、资源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要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以科学理论与方法为指导,总结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内部机制与时空演变格局,有助于日后相关研究的深入、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以耦合协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空间计量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理论为主要参考,以相关概念为基础,首先构建经济-资源-环境（Economy-RecourseEnvironment,ERE）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大陆30个省区（除西藏）2003-2018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根据测算结果对全国和各省区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与具体类型进行划分,并计算它们的空间自相关性;之后在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三者之间存在的动力机制;最后根据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设定基准、缓慢发展、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四种场景,对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进行情景分析与预测。本文所得主要结论如下:（1）2003-2018年,我国ER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耦合协调度由2003年0.262上升至2018年0.502,耦合协调发展大类由中等失调衰退类转向勉强协调发展大类,具体类型由经济发展滞后型逐步过渡到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同步型,但这种协调是资源能源、生态环境方面得分与经济发展得分之间经历此消彼长之后达到的一种暂时平衡状态。分省区来看,各省区之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小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相近的省区在经济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效应,但各省区耦合协调发展的协同程度还有待提高。（2）全国耦合协调发展在2017年开始进入拐点,这一结论进一步印证了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是促进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动力,2017年后,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但随之而来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加剧,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方面得分增长趋势相比经济发展而言明显放缓甚至出现波动,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ERE系统暂时出现的平衡状态就会被迅速打破,甚至引发耦合协调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出现倒退。（3）经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且相比间接效应而言,三者产生的直接效应更加明显。资源对其他两方面产生的交互作用最强,环境对其他两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弱,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方面的驱动作用较强,但对资源能源方面的作用较弱。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发展质量对生态环境之间均起到明显的负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这种负向的效应阻碍了我国ERE系统耦合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4）仿真模拟与情景预测结果表明,在基准场景与经济复苏场景下,我国未来仍会处于将经济发展置于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之上的模式当中;缓慢发展场景是综合当下发展趋势和疫情影响下未来我国最有可能发生的发展情形,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换取比较理想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质量;可持续发展场景模拟出未来我国所能够达到的理想化的发展状态和目标场景,其经济总量为四种模式最高,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在2030年和2026年达到峰值,但由于某些发展条件所限,污染物净增量略高于基准场景和缓慢发展场景。经济、资源与环境之间能有序运行的程度导致四种发展场景出现差异,片面追求单一方面的效率势必会对其他方面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