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自建国以来经济出现了几次大的波动，而90年代之后经济却呈现高位平稳走势。许多学者认为产业结构的转变、放松管制、国际间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全球大背景下的相对稳定等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金融发展程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就国内的研究看，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而在我国各种体制设计中，与金融体系发展关系紧密的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也相对较少。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各项体制改革，特别是金融体系与财政体系的改革，对于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和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是基于中国财政分权下，考虑到财政分权产生的地方政府干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归纳总结，得出本文的理论假设，即金融发展在减弱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平缓经济波动上起到重要作用。在此理论假设下，通过构造模型，检验了基于中国式分权下，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从理论上分析看，金融发展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起到减弱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平缓经济波动。第一，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越可以减弱由地方政府干预造成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第二，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越可以使长期投资逆周期化，抵制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过度投资；第三，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越可以优化投资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改变地方政府干预所造成的经济“粗放式”增长；第四，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越可以完善信贷市场，满足不同需求，减弱地方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行业或企业发展不平衡；第五，金融发展要求的市场化、自由化同地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难以有效匹配。本文基于以上理论基础展开实证研究。就实证分析而言，要理清中国式财政分权的造成的影响，并重点研究在此背景下，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关系。本文选用1988-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回归模型，对财政分权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对金融发展的指标选择上分别从规模和效率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式分权下产生的地方政府的干预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表示；经济波动的度量上为了更准确的表达波动性，采用五年移动平均标准差表示。此外，本文还将贸易开放度、资本形成、外部冲击、资本形成以及城市化进程考虑进去。通过对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F检验、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的形式，得到实证结果。通过对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证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最后通过对模型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波动性关系并不显著；地方政府干预对经济稳定起到了冲击作用；金融发展可以减少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波动对地方政府干预的敏感性，其中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更为显著。当然论文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最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对财政分权度量的标准。由于各地区情况差异比较大，用单一的指标很难全面表达分权的影响，需要更加精准和系统的研究。其二，对于其中相互作用的机制需要更为夯实的理论推导作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