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得到极大拓展,成果丰硕。不过,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以疾病、医学、医疗卫生体系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缺少以病人为核心的研究。而将病人纳入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范畴,以病人为中心思考医疗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将眼光从医生、医药、医疗卫生体系等转移到病人、病人的家庭、病人及其家人的医护活动等方面,重点围绕明代士大夫家庭生活中的疾病救治和病人护理两类基本的医护活动展开论述。士大夫家庭在有人患病时求助的主要方式包括求医问药、求助于超自然力量(包括宗教信仰)、家庭自主救疗、割股疗亲以及求助于巫觋、僧道等。求医的一方,即士大夫家庭成员,握有选择何种救疗方式的决定权。尽管求医问药是士大夫家庭非常倾向于选择的疾病救治方式,但总体而言,除了巫觋治病备受诟病之外,其他各种救疗方式在士大夫家庭成员救治疾病的过程中并没有显著的先后之别、高下之异、优劣之分。在士大夫家庭的生活中,疾病护理基本都是由病人的家人完成的,很少看到医生或其他护理人员的护理活动。病人护理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包括日常生活护理、医药护理、精神护理、士大夫患病后的自我护理、综合性护理等。士大夫阶层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结合儒家医护礼仪、孝道伦理发展出了一些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护理观念和方法,其中一些护理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与医学上倡导的护理观念和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士大夫家庭中的医护活动与医学发展之间存在广泛的互动关系。晚明官员黄承昊所著《折肱漫录》显示,宋明以来大量本草书和方书的出版、流通使得士大夫家庭更加容易地获取医学知识,对士大大家庭救治疾病、护理病人产生了重要作用,是士大夫家庭自主进行医护活动所仰赖的重要对象。然而,本草书和方书也是黄承昊批判和反思医学的基本对象,因为它们所承载的医学知识难辨真伪、简化且又杂乱,士大夫对这些知识能够真正指导医护行为或应用到医护活动中抱持着十分警惕的态度。而且,黄承昊在批判本草书和方书的基础上形成了很多实践经验,对医学的发展具有潜在的推动作用。明代中后期温补学说的发展、温补学派的形成及其与寒凉学派之间的争论是明代医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寒凉、温补、朱丹溪、薛己等医学概念、知识和人物曾深深影响了黄承昊家庭的医护活动。黄承昊在自己和家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很多关于寒凉与温补的个人观点,从医学内部的寒凉与温补之争来看,黄承昊的观点没有太鲜明的特色,也未产生丝毫影响,但从医疗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病人的“声音”、病人的“历史意见”。明代士大夫家庭中的医护活动具有显著的基于家庭角色和地位不同的性别差异。在提供医护服务方面,求医问药、家庭自主救疗、饮食护理(特指外出寻找病人喜好的饮食)、通过习医或关注医药知识护理病人等诸多实践中,女性的身影十分罕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将女性隔离在男性主导的医护领域之外。在医生、病人、病人亲属甚至社会上其他人员对诊断、用药和护理等医疗环节都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医疗环境中,士大夫家庭的女性在医护活动方面具有自身的主体意识。在女性活跃的医护领域内,身份、角色、地位等因素使得不同女性的医护活动存在较大差异。在接受医护服务方面,女性长者往往能够利用自身的“身份与地位权威”来评价亲人的医护行为、决定是否接受医护服务以及接受什么样的医护服务等。对于子女、夫妇等晚辈来说,患病的男性通常能够根据自己的感受、意愿通过一定方法来自由选择接受什么样的医护服务或暂时跳出家长制的藩篱,而患病的女性通常都是在家长或丈夫或其他长辈的安排下接受医者的救治和家人的护理,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此外,相对于中古时期,明代士大夫的医护责任有所增加,且士大夫在家庭中长期救治和照料病人的趋势较为明显。晚明时期,礼佛与养生的医护方式在男性的家庭医护活动中呈现出增加甚至盛行的局面。在士大夫的描述中,男性和女性的“医护形象”既有相同的部分,又有相异的部分,不同的医护形象具有不同的象征意涵。从文本书写和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些医护形象不仅能够使读者感同身受,体会可贵的情操,而且可以在塑造楷模、传扬善行、净化思想的同时,对大众产生社会教化作用,从而达到整饬社会秩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