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外交概念有别于今天，我们在研究西夏外交文书时，首先要将古今“外交”的定义区分清楚，相对于今天来说，西夏不具有对外交往的权力，而在古代外交概念的理解中，西夏则是独立的外交主体。所以对西夏对外交往文书的研究，就必须注意概念的区分。　　 外交文书是外交工作的主体，是体现一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的历史文献，我们通过对西夏外交文书的研究，其实也是对西夏历史的研究。作为对外交往的书面记载，西夏对外交往文书与一般官文书相比，则具有自身的特点。且由于外交文书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以及不同民族的交往，不同的文化背景、外交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对外交文书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因此，对外交文书的研究，也是对这些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性的研究。　　 西夏在我国历史上，属于蛮夷之国，但是在正统文化中备受歧视的政权在历史上却长存了50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西夏与多个周边民族和国家建立了一定的外交关系，但比较重要的历史时期是它分别与北宋、辽；南宋、金形成三角屹立之势。在宋朝“天朝礼治体系”瓦解的历史时期中，西夏得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对外交往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西夏外交文书在自身的发展中，文种相对固定，变化不大，主要形式是使用表文，虽然也有其它文种的使用，但表文占了其对外交往文书中的主体。文书的程式也有相对固定的形式，文书的撰制也有一些规定和要求，故西夏外交文书的文种、程式以及文书的撰制，都打上了外交的烙印，体现着外交行为中所涉及的外交关系。　　 西夏与宋、辽、金的交往过程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处于臣属地位。但是，由于宋与辽、金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经济圈，所以西夏与三国的交往模式不尽相同。与北宋基本上是君臣外交关系，与南宋的交往相对较少，基本上是平等外交关系；与金的交往前期是君臣外交关系、后期是弟兄外交关系；与辽基本上是君臣外交关系，透过西夏的对外交往文书，我们不难发现西夏对外交往关系的变化。　　 外交与生产方式、民俗学等密切相关，本文试着从文化的对垒和融合，以及民俗等方面对西夏外交文书进行研究，试图从外交文书中领略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