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与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民众艺蔬果以为食,采本草以为药,织桑麻葛苎以为衣,植杨柳桑梓以为家园,伐檀榆松柏建造庙堂……,大地草木不仅造福于民众的衣食住行、养老送终,还蔚然荫庇着人们的家园,慰藉着人们的精神。正因为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草木,因此,在早期文学和文献中,关于草木的书写皆构成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山海经》《楚辞》这三部先秦典籍中即有大量关于草木的内容。对三个文本中草木书写的内容、功能等问题,以及对这些草木的辩证与训诂,前人均已做过大量研究,本文则试图将三个文本的草木书写置于历史演变的进程中进行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发掘其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与主体性,以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诗经》屡屡以草木起兴寄情,采草木入歌吟,尤其是《国风》,许多诗篇都是先民在采集草木时所歌吟的,可以说,离开草木,就没有流韵无穷的《国风》;庄严肃穆的《颂》《雅》诗篇,往往描写烝尝祭典上丰收的五谷,对五谷的赋写和颂赞使《颂》《雅》区别于天真无邪的《国风》。《山海经》详细记载百余种草木的名称、形态和药用功能,体现出可贵的观察态度和实证精神,与《诗经》的草木起兴寄情形成鲜明对比。《楚辞》屡屡以草木为象征,以香草比喻高洁人格,以恶草比小人奸佞,“香草美人”成为千古绝唱。这三个文本,虽都关切草木,但其所体现出来的对于草木的观照方式、呈现方式却大相径庭,《诗经》以草木起兴和赋颂,《山海经》为草木建档立案,《楚辞》以草木为象征,它们对草木的书写、观照和呈现体现出如此鲜明的差异,是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和主体性造就了这些差异,这正是本文探究的主题。本文认为,《诗经》,尤其是《国风》,作为乐歌,与民间歌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民们依靠草木为生,草木就是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国风》多借草木起兴,即目所及,触景生情,借草木引出歌调,而并非着意以草木为审美对象或观察对象,更非借草木为道德的象征;《大雅》和《颂》诗中一部分用于丰收庆典的祝颂诗篇,由典乐的乐师所作,极尽铺写丰收粮食的盛况,开启了“赋”的篇章,其对于草木“退一步”的观察的呈现方式,展现出与《国风》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表达。《山海经》中关于草木的书写,主要出现于《山经》部,《山经》以山川地理为纲,详细记述山中所出的草木鸟兽,说明其名称、形态、习性和药用,是一部以开发利用山川资源为目的的地理博物志,此书成于地官司徒一类的王官之手,体现出王官博物学者出于实用目的,而对草木作出的实证性观察。《山经》所记载的草木,几乎全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本草,其草木书写方式体现出王官对于特别之物的聚焦和凝视,使草木书写被对象化。《楚辞》的草木书写则出自文人之手,草木成为文人自我表达的象征,“香草美人”的创作传统流韵千古。《楚辞》特别是《离骚》中,诗人自叙身世,抒发忧郁愤懑之情,其自我表达总是与香草嘉木的象征结合在一起,甚至通过服佩香草、餐花饮露、以花朵为房屋舟楫等这类极具象征性的表达,以示自己不流于世俗的精神。在《楚辞》中,草木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味,成为纯粹的道德符合和审美符号,既非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也非认知和求用的对象,而是作为纯粹的文学意象,中国文学的草木象征传统由此得以确立。《诗经》《山海经》《楚辞》这三部先秦典籍,因其赖以生成的主体性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对草木的观照方式、呈现方式展现出全然不同的特点,体现了不同的创作群体对世界、自我,以及世界与自我关系的不同理解。本文试图借助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结合对植物采集文化、王官学术和文人写作这些重要文化关节点的研究,对这三部作品的草木书写及其生成机制做出系统论述,希望这一研究对于开拓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视野,借助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学和文献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