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晚清至五四“废除家庭”的问题。晚清、五四士人欲为中华民族改制，废除家庭是改制的一种具体方案。本文将废除家庭的问题放入身、家、国、天下体系中进行讨论，于是“废除家庭”这一问题就有三个面相。　　一、破除家庭为了建立个人与天下的直接联系。这种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大同书》、《仁学》倡导废除家庭，为了建立个人与天下的直接联系。二、破除家庭为了建成国家，这种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蔡元培和秋瑾。《新民说》、《新年梦》欲破除家庭，建立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秋瑾有女性主义意识，她欲破除家庭的意图在于建立起女人和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三、破除家庭为了解放个人，主要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包天笑、胡适。徐枕亚、包天笑处于新旧之际，故他们以曲曲折折的方式传递了废除家庭的信息；胡适是新思潮的倡导者，他写了《终身大事》，宣布与旧家庭直接决裂。　　破除家庭是士人们的一种改制方案，如何将这种方案传递给民众，亦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晚清至五四，文学体裁有一次大变化。这个变化，简言之就是从经史到小说。黄遵宪作史，康有为注经，他们尚有古意；梁启超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小说地位上升。小说一时取代了经史，成为二十世纪的经世。故大贤如蔡元培者，亦写小说；亟亟于革命者，若秋瑾，亦写小说；胡适的《终身大事》尽管是戏剧，其实也是以小说新民这个思路的变化。因为小说与民众接近，比经史更便于进行宣传、启蒙。因此，本文在讨论具体人物及其作品时，亦会关注他们对所使用体裁的态度。比如讨论蔡元培时，首先讨论他对于小说的态度；讨论胡适时，首先讨论他对于戏剧的态度。　　体裁的变化并非只是形式问题，这能见出作者们的思想倾向。晚清、五四士人们要启蒙，要将他们的改制方案宣传出去。可是他们对于宣传的副作用没有防守，因此他们的宣传带了一些问题。因此本文在讨论具体作家作品时，会略带批评。比如批评康有为颠倒大同和小康的位置，康有为的要求可以针对哲人，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地针对多数人。启蒙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将对少数人的要求推向大众，于是对少数人的要求变成了对大多数人的要求，如此就容易出问题。　　总体而言，本文希望尝试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是再重写文学史的一次尝试。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范式。王瑶先生的文学史建基于毛泽东的两篇文章：《新民主主义》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者确立了文学史框架，后者确立了文学观念。80年代诸位学人发起“重写文学史”运动，主要针对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经过诸位先生的共同努力，文学史范式发生转型，这种文学史范式对于社会转型有意义，但流弊有二：一、未明确二十世纪的关键时刻；二、去政治化趋于极端，因此中国的“诗教”传统一并废弃。本文即是针对这两个流弊而作。对于文学史框架，这篇论文点出三个关键时刻：晚清、民国和五四，并试图将三者勾连起来；对于文学观念，这篇论文试图回到中国“诗教”传统，点出文学的教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