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沉冤昭雪，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最大原因在于侦查机关采取了诸如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不仅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害，甚至对实体结果的正确性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而导致司法公正受到冲击，降低司法公信力。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程序正义的价值以及其对实体结果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反映了立法者和中国司法界对程序的价值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建立，但是想要在司法实践中有效适用该规则还是存在诸多困难，具体原因包括司法磁滞效应对其的影响、在立法层面本身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以及我国长期以来诉讼结构体系的缺漏。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詹某涉嫌危险驾驶为例，试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中詹某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主要涉及用以指控詹某的证据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可以被法庭采纳。笔者利用当前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法学理论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辩方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时的初始证明并不是证明责任，而是行使抗辩权的另一种方式，由此可以得出证明标准是引起法官的“合理怀疑”，进而由控方证明该证据的合法性；对没有严重损害司法公正的证据，尤其是实物证据，允许控方进行补正，如果无法补正，最终就应坚决予以排除。最后，笔者以本案为出发点，总结了当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所面临的困境及不足，分析其中的原因所在，再结合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的先进立法经验，综合考量我国的国情与司法实践现状，在立法及司法实践层面上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