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嵩山，主要位于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与国都开封相距不远，是京畿地区唯一的名山、大山，在宋代的政治、文化及思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嵩山风景壮美，宋人纷纷以不同的文体来描述它的面貌。登封知县楼异所作的诗《嵩山二十四咏》和赋《三十六峰赋》，介绍了宋代嵩山六十座山峰的风景和典故。欧阳修、梅尧臣和范仲淹三位知名文学家笔下的嵩山十二景，展现了宋代嵩山十二个景点的面貌。中岳庙和崇福宫，同样是宋代嵩山的知名景致。陈师道所作的《面壁庵记》，叙述了初祖庵的兴建过程，令人更加深刻地理解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深刻内涵。嵩山在宋代政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较大。宋代登封知县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嵩山的发展。宋代嵩山的祭祀活动，直接表明了嵩山庇佑宋政权长治久安的政治作用。宋代众多官员，在嵩山求学和修行，为日后的仕途腾飞做了准备。在今天的嵩山，依旧流传着的有关宋代的各种传说，如中岳庙铁人北上抗金和嵩山脚下南岳庙的建造，都是对两宋之交政治活动的体现。嵩阳书院在宋代的发展，展现了宋代书院教育的历史进程，促进了理学的传播以及嵩山儒、释、道三教的交流。三教在嵩山和谐共处，互相汲取对方的思想，和平发展，彰显了宋代学术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以及嵩山兼容并蓄的博大情怀。众多宋人纷纷来到嵩山观赏中岳美景，其中不乏欧阳修、梅尧臣、谢绛、苏辙和司马光等历史知名人物。致仕官员如张昇、刘几等人在嵩山多年的居住和游玩，为宋代的嵩山增添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不计其数的文学家以嵩山为主题，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学作品，嵩山成为宋代文学取之不竭的宝库，为宋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苏辙、李廌和道潜等人笔下的嵩山，是宋代文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家游览嵩山之后，他们的文学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梅尧臣的嵩山诗改变了宋初诗坛的西昆体现象，促进了宋诗语言平淡美、以文入诗和散文化倾向的产生。欧阳修的嵩山之行，激发了他对金石铭刻的热爱和研究热情，从而有志于古道，为他日后撰写《集古录》、兴起金石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速了金石学的兴盛，是引导学术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将嵩山作为隐逸之地是宋代众多隐士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这里面对巍巍高山，他们潜心修行，广受世人的称颂。部分隐士，如种放、晁说之等人，将嵩山作为仕途捷径，一方面利用嵩山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则在嵩山随时打探政治走向，为出仕做准备。不光是隐士，在职官员也纷纷表示自己有隐居嵩山的愿望。即使是到了南宋，嵩山已经不在南宋境内，但南宋人对嵩山依旧念念不忘。嵩山脚下的北宋皇陵，牵动了南宋臣民的心灵，是他们北伐灭金的重要动机之一。嵩山成为洛阳以及广大北方失地的代名词，南宋人在山河破碎的现实下，屡屡怀念嵩山，形成了浓重的嵩少情结，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绝无仅有的一种情结。只有在宋代，位于国家统治中心区域内的嵩山，与政坛和时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宋代的政治、旅游、文学和思想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在整个嵩山人文发展史上是较为罕见的，值得世人细细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