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华民国外交史的角度,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作较为深入的考察,利用过去还无法获得的大量档案史料和高层核心史料,着重研究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的过程,外交决策的制约因素与执行经过等,通过若干个案分析,就外交机构的设立、外交方案的制定、外交路线的选择、外交突发事件的应对、对外援的极力争取等内容进行研究。尤其是着力于高层的外交反应,注意不同人物的态度和不同见解的交锋情况。文章主要包括这样一些部分:(一)、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外交方略；(二)、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与收场；(三)、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四)、一二八事变与《塘沽协定》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应对；(五)、国民政府与三四十年代的中德关系；(六)、战时中苏关系的走向冷淡与国民政府；(七)、战后国民政府对美交涉及对日处置问题。　　 这些章节中本人认为有所创新的地方在于:　　 第一章,关于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外交方略,过去大陆学术界基本上都是批评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出卖和背叛中国大革命。对北伐后革命政府所面临的具体外交问题,“打倒列强”是否也要分主次轻重的问题,较少客观、具体的分析。而笔者考察后指出:蒋的外交方略固然含有对列强妥协的成分,与国民革命阵营内激进派的主张和做法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而且他在外交方面的我行我素,对政府和党的权威造成了严重损害。但如果撇开党派、政见的分歧,从单纯北伐作战的策略和利害而言,作为北伐军事方面的总负责人,这样处理,对于顺利推进北伐军事,集中有限的力量打倒国内的北洋军阀,还是有利的、必要的。问题在于,这时蒋以个人的意志支配国民革命、日益站到联俄联共政策的对立面、以血腥暴力方式对付左翼和工农民众的行为与他在外交方面并非完全错误的做法交织在一起,他对外策略合理的成分与迎合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革命、防止中国“赤化”的意图纠缠重叠,而使人们很难从中剥离出来。　　 第二章,关于中东路事件,过去一些学者较多地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在中东路事件中的主谋作用,认为是蒋介石指使和挑唆张学良干的,过分强调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对东北地方当局积极、主动的态度有所忽略。笔者经过研究后指出,这主要是张学良自己选择的结果。但南京当局则对此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态度,使事件向更为恶劣的方向发展,各有各的责任。关于事件的收场,国民政府蒋介石则应负主要的责任,是国民政府一再阻挠东北地方当局尽早结束边境纠纷的努力,使纠纷日益扩大,国民政府与东北当局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第三章,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应对,笔者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指出特种外交委员会存在的期间,是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之后最茫无头绪的时期,为寻找摆脱困境的一线生机,在最初阶段,南京政府自处于一个十分软弱被动的位置,过分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之下,秉持此一总的指导方针,外委会尽管也作了很多努力,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也不无道理,但在对日交涉的根本问题上,最后只能是以无计可施而告终。关于国民政府对抗日学潮的态度,笔者指出,国民政府采取的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方针,而不是张网以待、大开杀戒的办法,还是有所克制的。　　 第四章,关于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对“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提出,以及交涉过程中从“解决一切争端”到“局部先决沪案”的退让,作了进一步的解读。而在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对过去学术界注意不够的交涉过程中相关人物的立场和表现,做了更为细致的考察。　　 第五章,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德关系作了重新审视,第一部分以德国是否承认伪满为线索,考察国民政府如何应对这时期中德关系的变化,在对德、对苏外交中左顾右盼、彼消此长的动态决策过程。第二部分对过去人们很少注意的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部一度出现的亲德联德倾向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对这期间国民政府内部有关调整外交路线的争论作了梳理,指出滇缅路事件后,孙科、朱家骅等提出联德主张,以及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一度有所松动,是从维持中国抗战大局的根本需要出发的,其动机和出发点无可厚非。　　 第六章,本章第一部分考察《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国民政府的内外肆应,与过去我国内地学者侧重于批评重庆政府在事后如何反苏反共的评价不同,笔者指出,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乃至动摇,国民政府高层对事件作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作为在外交上处于劣势的弱国,面对突发的外交危机,基本上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目的。第二部分着重考察国民政府对1942年盛世才、苏联在新疆交恶的反应及围绕此一事件国民政府对苏外交的得失,笔者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指出,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中苏关系渐渐冷却下来,国民政府日渐依赖美国,对苏态度大不同前,甚至支持盛世才在新疆对苏发难,迫使苏联势力在1943年下半年基本退出新疆。苏联这时为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暂时咽下这枚苦果,但已种下其后斯大林处处与国民政府为难的近因。　　 第七章,第一部分以战后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困扰的沈崇事件为个案,对国民政府在同中共斗争及应对民众抗议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及所反映的国民政府对外、对美交涉某些带根本性的特点进行深入透视,并从体制上、机制上对国民政府应对涉外突发事件的相关措置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第二部分,在战后对日处置问题上,国民政府的态度与表现,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较多、也批评较多的部分,但处置的具体情况如何,还不是十分清楚。本文除对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基本态度加以概述外,还围绕战后对日和约问题,以具体参与交涉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有关活动为线索,对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种种努力及一再受挫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