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具有三重特质：在复数性的公共领域中，行动使行动者向他人彰显自身、获得自身存在的确证；当劳动与工作服务于生存的必然性之时，行动则依其不确定性打破了自然无休止的循环往复，行动者以“有死性”为代价取得开创新事业的能力；同时，行动带来的无限可能以及行动者所具有的诞生性正是自由实现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将行动视作专属人的活动。不过，相比较其它人类活动而言，行动却具有效果指向无法预测的风险。为弥补行动的内在缺陷、寻找更加稳定的政治运行方式，哲学家发起了对人间事务的批判、审视，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便得以发端。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问题在于贬低行动性政治的重要性，意图从行动外部实现对行动风险的控制，结果生产性的政治观念逐步遮蔽古典政治经验，并在极权主义形态中全面展现了自身的特质。极权主义政治形态虽已终结，但作为其思想支撑的生产性观念却并未消失。世界的社会化与职业者、消费者时代的来临再次将人的存在置于深重的危机之中。归根结底，对行动的抛弃便是对以复数性存在者为构成原子的世界的抛弃，世界性意识的弱化随之造成了文化与教育领域的现代性危机。同时，文化与教育功能的失效又在更深的层次上加剧了人之存在的确证危机。由此，人丧失了掌控属人世界的角色与能力，一切人类活动都演变为对整个社会生命过程的屈从。摆脱世界社会化所带来的各种困境，必须跳出形而上学哲学的一元论话语，反转技术与人之间的统御关系，回到对政治性与伦理性二位一体的行动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当代实践哲学复兴浪潮的组成部分，阿伦特的行动思想形成了与实用主义启蒙、后现代哲学思潮之间的理论共鸣。应当认识到，重拾人之存在的基本精神是现代世界自我救赎的必经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