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主要由玉山文人群和北郭文人群组成,这两大文人群先后兴起于元末至正八年(1348)和至正十一年(1351)。其中,玉山雅集于至正二十年(1360)趋向衰歇,而北郭文人群的交往一直持续入明。元末明初的吴中地区是一个极其重视个体精神自由的地区,与此同时,吴中文人群的思想和创作皆表现出他们注重个体情性自适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并未将此两大群体作为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的共同组成部分,忽略了此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此二者的诗作皆具有情性自适的创作趋向,同时亦表现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所经历的雅集性质由“娱乐性”到“文学性”,雅集方式由形式上的精神追慕到内心世界的艺术研磨的发展路径。在诗论主张方面,以高启为代表的北郭文人群着重强调的以唐诗作为主要宗法对象的诗论主张,事实上开启了明代改革柔靡诗风的先声,而北郭文人群注重诗歌创作中情性自适的表达,亦使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艺术的品味。尤其是高启所主张的“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是从性灵和格调两方面对诗歌提出的要求。在思想方面,玉山文人和北郭文人皆以个体情性自适作为其人生的精神趋向,玉山文人群的成员身份各异,顾瑛主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一手打造了文人倾慕的精神家园,而北郭文人群的思想世界涉及儒、释、道三方面内容,是一个思想矛盾的结合体。在诗歌创作方面,玉山文人和北郭文人皆因时局朝代的更替而表现出或对现实的逃避,或对当局的指斥,或对仕途的热情,或对隐逸的向往等。无论是何种诗风,皆体现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注重于诗歌创作中表现情性自适的精神趋向,以及身处朝代更替之际难以避免的时代尴尬性。第一章介绍吴中文人群概况,即吴中文人群的界定、吴中地域人文概况及吴中文人群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其中,第一节主要根据史料梳理了“吴中”这一称谓的由来,并厘清了元末明初时它所指的具体范围。接着,分析了不能够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视为“流派”,而是“文人群”的原因,并重新解释了对于“吴派”、或“吴中派”的理解。基于上述结论,结合相关史料,如《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纪事》、《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等整理出160余位吴中文人。同时,认为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主要由玉山雅集和“北郭十友”两大文人群体组成,其中玉山雅集以顾瑛作为实质主持人,“北郭十友”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为杰出代表。第二节分析了吴中的地域人文概况,经济、政治因素与吴中文人的人生趋向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分析玉山雅集的酬唱概况。主要考察玉山雅集的精神领袖和实质主持人、酬唱概况及活动内容。第一节指出杨维祯作为玉山雅集酬唱的精神领袖,他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崛起和发展阶段的古乐府运动,亦带来其重视情性的精神旨趣；顾瑛的个人性格、思想、家世等方面得天独厚的特点使之成为雅集的实质主持人。第二节通过对玉山文人身份的多元化、雅集场所的精致高雅、雅集的高频率、唱和诗作流传的完整的书写,体现了玉山雅集的鼎盛；同时,本节以元末玉山雅集的活动时间为线索,将其发展路径分为兴起、鼎盛、衰歇三个阶段,初步梳理玉山雅集的兴衰过程,并对其中部分的雅集时间作出修正。第三节针对玉山雅集的繁盛状况,分析其主要活动内容,如诗歌酬唱、书画音乐等。第三章论述顾瑛的思想、诗歌创作。第一节通过分析顾瑛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揭示其思想深处始终不变的本真情怀。玉山雅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分析顾瑛对元朝、张吴、朱明三个政权的态度,可以把握到其思想轨迹的演变历程,及玉山雅集最终趋向衰歇的政治因素。同时,顾瑛为了保持个体情性自适,对于释、道亦是兼收并容。可以说,无论顾瑛对于当时变化多端的政局是持有支持,或拒绝征辟的态度,对于释道所倡导的精神世界是如何真诚地追慕,其思想世界中始终不变的是他的本真情怀。第二节分析了顾瑛诗歌的三种风格,即清绝冲淡、纤裱柔靡、悲悯质实,同时着力探讨顾诗中耽于享乐、令人诟病之处的原因,指出这是顾瑛的人生理想遭遇现实的阻隔,自觉远离外部世界的精神保护方式。第四章通过零星史料的爬梳,分析玉山文人与北郭文人之间隐秘的交谊,北郭文人们在古乐府创作和诗歌创作上对玉山文人的接受和批评,从而说明在元末明初吴中文化圈内,各个文人群体之间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交融、流动的过程。而不同文人群体之间的交谊,并由一个文人群体转移至另一个文人群体的行为,如周砥、杨基等与玉山文人和北郭文人皆有往来,恰恰说明了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的兴变历程,即由对外在形式的追慕到内心艺术的研磨。但是,贯穿始终的仍是吴中文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情性自适的最佳途径。第五章分析北郭文人群的酬唱活动。第一节厘清两个问题,即北郭唱和成员之名的由来和未能将北郭文人视为“流派”的原因。根据相关史料梳理,认为北郭文人群的唱和成员之名先后经历了“十友”、“十才子”、“北郭十友”及“北郭十子”的发展路径,其中隐含了对前贤雅集精神的追慕。“北郭十友”因缺少统一的诗歌理论、艺术风貌及文学盟主,不能够被视为文学流派。第二节通过梳理零散的史料,论述元末和明初两个阶段北郭文人的酬唱活动。认为元末北郭酬唱活动的兴起是逐渐兴盛发展的过程,考证其兴起时间约为至正十一年(1351)及其之后的几年之内,并主要基于西园雅集、绿水园雅集、张羽宅赏月、鹤瓢山房等雅集活动展开阐述。明初北郭酬唱活动虽渐趋衰歇,但却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精神的契合作为其交流的根本。第三节分析了北郭文人思想的矛盾性,即儒家仕进情怀和山林隐逸思致,指出这是北郭文人保持个体精神独立、情性自适的有效途径。同时,亦分析了北郭文人犹宗唐诗的诗学主张,认为他们所努力宗法的盛唐诗歌实已开启了明代改革柔靡诗风的先声,而以高启为首的北郭文人群对个体情性自适的重视,实已令其诗作具有了性灵的色彩。第六章阐释高启的思想历程、诗论主张和诗歌创作。第一节主要基于高启少年时期、张士诚据吴时期、朱明王朝时期三个不同阶段的人生选择考察其思想演变历程,探讨其根本的人生价值取向,认为高启的肯定自我,重视个体精神的个性注定了他不能够实现其儒家仕进理想,惟有在逍遥无拘的生活中方能获得精神的超逸。第二节从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格、意、趣,以情性为主导精神等三方面分析高启的诗论主张,认为高启在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的基础上,以格、意、趣作为其艺术创作的追求,将情性的真实抒发自觉地融入诗歌的创作之中,实已具有独立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元末纤秾诗风。第三节集中探讨以下三种高启的诗歌风格,即风人激刺、沉郁幽远,浪漫诡奇、雄健骋辞,清丽隽永、思致清远。指出高启的诗作或控诉当局,或抒写怀抱,或描写景致等,皆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其内心的真实的精神趋向和情感需求。第七章分析杨基、张羽、徐贲等北郭文人的诗歌创作。第一节论述了杨基的诗歌题材取向和艺术特色,关于其生平经历,由于史料所载略微存在差异,故对之作初步的梳理。同时,分析杨诗尤其重视个体情性的自然解放,认为杨诗之纤秾色彩部分原因来自其个体情感的充分抒发,从而令其诗有纵情之嫌,被认为有纤裱的创作趋向。第二节分析张羽的三种不同体制的诗风,即歌行雄放、音节谐畅,五古的低昂婉转、沉雅质实,及部分律诗和绝句中的诗作。第三节分析徐贲的诗歌创作,并根据相关史料,整理出其他北郭文人的生卒、经历、著述及相关评价。结语从横向和纵向的不同角度,将元末明初吴中文人与同时期的浙东文人、闽中文人、江右文人、岭南文人,与明代文学史上的几个重要诗歌流派,如“吴中四才子”、前后七子、唐宋派的唐顺之及“童心说”的倡导者李贽等相比较,以凸显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群体的文学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