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开示(又译作证据先悉、证据展示、证据发现、证据公开等)是控辩双方庭审前有关案件的证据材料、信息交流、透露。在审判制度中，它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由于控辩平等对抗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控方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作后盾，因而控辩双方有获取证据能力上是天然不平等的，为了平抑这种不平等，法律便要求控辩双方在必要时进行适度的“合作”，同时对较弱的被告一方给予一定的特殊保护，从而保证实质的平等，英美法系国家大多确立了控辩双方相互开示证据制度，与此对应，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取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实现资源共享，达到力求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之目的。 我国1996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刑事诉讼法职权主义的做法，借鉴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做法，使新的刑事诉讼成为以职权主义传统为基调、吸收当事人主义对抗制因素的诉讼模式。在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力度得以加强，举证、质证由控辩双方进行，法官居中裁断，这就要求双方要“平等武装”，否则控辩双方力量就会严重失衡，被告人将处于比以前更为不利的境地。但由于立法所限，刑事证据缺乏应有的庭前公开性，控辩双方在庭审前不能充分地交换证据信息，特别是辩护方不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证据状况，更是难以了解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严重影响辩护职能的发挥，使控辩双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对抗，而证据突袭有时也使控诉方处于尴尬境地，延误了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导致了不公正以及效率低下。 而在我国建构完善的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可以解决律师阅卷难的问题，有利于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辩护权有效行使；可以有利于解决控辩双方交流信息的困难，使双方都能为庭审充分准备，体现对抗性；有利于明确诉讼焦点，弱化法官职权行为，使庭审不走过场；有利于避免举证袭击，减少开庭次数。换言之，完善的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能够保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任务、审判任务能够在公正与效率的前提下得到顺利完成创造有利条件。 建构我国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首先必须明确其设计思路，其思路无非有二:一是对现有蕴含证据开示内容的刑事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完善，二是突破现行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重构我国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处于各项制度变革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注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要相对频繁地得到修改，对此，决不能以维护法律的稳定为借口，拒绝和排斥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变革。但与此同时，也要尽可能的情况下，保持法律的必要稳定，这也是培植法律信仰，树立权威的题中之义。”如果突破现行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重构我国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那么不仅仅只是简单地规定这一项制度而已，必须重新考虑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下的厚重的内在文化积淀，必须考虑其庭审制度下的起诉书一本主义、交叉询问制度、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法庭规则和证据规则等等，而这些还必须同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权衡利弊，那么就是对刑事诉讼法一次伤筋动骨的修改，而在目前，这种修改还没有必要，时机也尚不成熟，笔者认为，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内，对现有蕴含证据开示内容的刑事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完善是较为稳妥可行的办法，这样既可以保持法律的必要稳定，有利于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又可以使与对抗式的庭审方式相配套和保障机制中不可或缺的证据开示制度引入我国的刑事诉讼中，适逢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又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2007年之前完成的立法规划中。故笔者呼吁建构我国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明确确立证据开示制度的一系列原则，如共同参与、平等对抗、集中开示、主体特定、法官有限介入、排除非开示证据、责任追究、公共利益豁免等原则，规定证据开示的责任、范围、程序、违法后果等;通过重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在基本法律中作出相应的较原则性规定;再由有权机关作出相应司法解释、制定完善的证据开示规则以适应改革的庭审方式，达到追求公正、提高效率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