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步调加快,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由此引发的气候环境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传统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气候治理机制以联合国框架下的《公约》及其附件为基础,形成了当今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轴。多年来,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虽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效果不佳。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联合国主导的气候治理框架存在机构重叠以及联合国自身治理能力不足等,但除此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联合国框架外诸多行为体,由于利益差异、议题范围等形成了众多的气候治理机制,呈现出复杂化和碎片化的特征。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和特殊性,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形成的背景是当前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权力转移视角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形成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由于联合国存在治理结构松散、治理能力不足和地位逐渐下降的问题,各行为主体不得不以联合国框架以外的双边合作或者多边合作来推进气候治理。其次,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下,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当今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世界上形成了多个全球治理中心,权力主体日益多元化。同时,美国自身霸权的相对衰落使得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性下降,由此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气候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质疑,美国的消极态度使得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化特征更加明显。最后,国际体系自身存在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全球气候治理中领导力丧失,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气候治理主体必须凝聚共识、协调合作才能有效推进,这和国际体系上的无政府状态形成矛盾,在根源上导致了当下的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面对机制复杂化这一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现象,中国应积极面对,发挥自身作用,推进气候治理进程。当下,在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时代,中国面临着气候治理制度话语权的建构问题、协同型气候治理机制的建构问题以及美国的霸权护持问题等主要挑战,中国应该采取有效的对策来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复杂化。首先中国要坚持联合国主导的气候治理机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气候治理机制中去,同时面对机制复杂化这一特征,要有选择的参与联合国框架外的气候治理机制中去。其次,中国要积极构筑自己的国际气候治理制度话语权以争取全球气候治理主动权。再次,要推动构建气候治理的集体领导体制,要加强中美欧三方的协同合作,同时巩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再次,要通过强化应对气候机制复杂化的基础能力,推进机制交融。最后,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共同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