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提高。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不断加大,中国仍有大量的农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服务,如道路、教育、健康服务、卫生饮用水、通讯等的提供对于贫困人口的脱贫、城乡和区域的统筹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公共投资对于工农业生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落后地区公共物品的数量增加与质量提高能显著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我国政府已对此有足够的认识。本文在研究了各个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的特点的基础上,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工具,运用成本—收益模型对在家庭联产责任制改革后,农村出现的私人创新模式、合伙创新模式、政府创新模式进行了理论概括,进而在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路径做出了进一步解释说明。同时本文使用课题小组调研所得的数据资料,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现状、问题,以及成本和收益因素是如何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并在以上分析和结论的基础上给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和建议如下: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可在不干涉私人和农民合伙的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创造良好的制度变迁政策环境,以降低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国家应重视农民团体的利益,赋予农民团体利益较大的权重,即较大的α值,以及培育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务实派;为了使国家主导的制度创新不至于面临城镇居民较大的阻力,可根据制度创新对城镇居民的影响程度β,循序渐进的展开;最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和多层次的制度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