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1年马修纳斯命名成立激浪派以来,激浪作为后现代艺术团体的一支,以其松散和不稳定的组织方式是继达达以来的对艺术史影响最大的团体之一。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见它具有持久且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就名号及文本资料而言,激浪派并不如达达或者波普艺术一般响亮充实;作为艺术史的反叛者,其反艺术、反商业的艺术理念也由达达而来。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艺术发展中必然以“破坏”的方式来发展艺术,这种历史进程也是现代、后现代艺术的胜利。在如今这个被韦尔施确定为“浅层的审美“装饰、美艳的审美方式充斥的时候,激浪派的文本价值就体现出如何来完成审美的演变。对照韦尔施关于审美泛化的观点多指向媒体的应用和图像制造上的,而这一观点在国内外都多次与美术史学相对应,成为后现代艺术的坐标系。但少见与用审美生活化的眼光去关照激浪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历史语境下的艺术现场,在“反艺术”背后的审美逻辑才是我们应当去关注的,本论文试图去用当时的片段来对应如今的脉络。而这套逻辑在中国本土化上有许多不一样的转变,我们理应注意到这其中的不同,例如厦门达达和激浪派的关系区别,等等。然后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探究怎么去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和当代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