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从登上文坛到当下的创作,都对“说话”颇为关注。他敏锐地捕捉到“人说话”的初衷与“话拿人”的结果之间的二律背反,因此,在他的创作道路上,无论是人物的话还是叙事者对读者讲的话越来越多,话痨一般地“说”在小说里日渐凸显。伴随“说话”的凸显,刘震云对语言本身的“缠绕顶转”式地铺排,以及借鉴古代说书艺术,都促使他形成了独特的语体风格——“拧巴”,因而人物形象的声音也复调化,这种“拧巴”的语言实际上与现实生活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以语言的“拧巴”展现生活的“拧巴”。基于此,这种有意为之的“说话”现象不仅有其思想内涵,还在叙事层面有其独特的功能。它既有效地连接了多重叙事时空的变化,也承载了作者对权力、文化等批判性思考。这样的语言艺术和叙事功能共同生成了“说话”的精神指向:其一是揭示人际交往的困境,“说”的冲动与“话”的内容不仅揭示出亲情异变,还呈现出友情脆弱;但作者同时让人看到,人物的人际困境既源于“说话”,但他们却仍试图通过喋喋不休地“说”实现救赎,这样的二律背反便使人的“友情”陷入了不断崩塌与重建的死循环。刘震云关注到“说话”并在小说中不断强化,他的“问题意识”是清晰的,但这一问题在他小说中又是无从解决的。也正因此,他的创作陷入到“同质化”的自我重复的泥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