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中国遭遇坚船利炮以来，西学东渐思潮兴起，西式现代化道路成为此后中国几代政府的不二选择。发轫于欧美的知识体系，长期主导了中国学界的话语权。在解释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时，一些研究者常常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如同隔靴搔痒，以致传统社会关系缺乏具有解释力度的深入研究。如本文聚焦的宗族传统，被国内学、政两界普遍视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而加以鞭挞，弃之如敝履。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离不开对传统乡村的研究。乡村的社会特点、社会关系到底为何，在社科领域众说纷纭。中外学者对乡村中国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区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有些渐成模式，衍为学派。概因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之故，近来影响较大的是施坚雅的市场共同体理论。施坚雅通过对成都乡村的个案研究，得出要义，认为中国乡村系以集市为中心，由诸多周围村庄共同形成的市场共同体。施坚雅学派由此将这一结论从成都个案推及整个中国乡村，进而推衍出中国的城市研究。但施氏理论未能考虑传统乡村关系中最为核心重要的宗族关系。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准确把握了传统社会宗族关系的特征并解释了村内关系，但对于宗族关系的历史演变及村际关系则未深入探讨。所以，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为何，如何演变，至今尚无定论。本文所考察的马家村是位于山东胶东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到转型社会，胶东也不例外。当地村庄的集市、土地、人口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家村有记录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初年。始祖马安、始祖母王氏从四川成都府移民至山东莱州府，历经明、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历史时期，马氏后裔繁衍至今业已近三十代。马家村与周边村庄前后六百多年相对平稳的历史，尤其是近一百五十年来保留下来的珍贵原始资料，为了解中国乡村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原生态案例。笔者长期对以马家村为代表的胶东乡村进行实地调查与文献收集，通过研究发现，现有乡村关系理论并未详解外姻关系。本文在探讨村内宗族关系演变的同时，分析了近一百五十年以来马家村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宗族婚姻圈变化，发现外姻恰好是与外村联系的桥梁，沉淀并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变迁的信息。胶东乡村的基本社会关系是内宗外姻，即村内关系是宗族关系、村际关系则是联姻关系。在政治经济功能不断扩张的巨大压力下，宗族的社会功能逐步萎缩，渐趋失语，同时外姻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却随即增强，变化异常活跃，并通过婚姻圈的盈缩变化和禁忌性突破进行自身调整。传统乡村关系，通过婚姻圈的变化，隐性地回应了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化压力。以上结论限于胶东地区，是否适用于它地有待实证研究。本文以内宗外姻的社会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马家村自19世纪中叶转型以来，在嵌入的官方结构之外，还存在一个长期为人忽视的内生型乡村关系体系，即内宗外姻结构，其演变过程与轨迹反映了宏观社会的变迁。这不仅对传统乡村关系的内生型结构提出了全新解释，也对嵌入性现代乡村关系结构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反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