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借助俄方解密档案材料，结合各种其它相关资料，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和分析比较的方法，在中国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分析吴廷康在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三方错综复杂关系中的思想和行动及其所导致的影响。 第一章围绕吴廷康的首次赴华进行讨论。主要涉及到四个问题：首次赴华的身份、赴华的主要目的、赴华期间建立的上海“革命局”的性质、吴廷康在中共建党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界定。结论是：赴华的身份当是与共产国际有密切联系的俄共(布)代表；赴华的主要目的是促成中共建党；上海“革命局”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产物，吴廷康则在中共建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第二章围绕吴廷康与马林就国共党内合作的争论进行阐述：从最初的提出到成为中共的决议。在比较吴廷康与马林的不同观点和不同的工作作风的基础上，依据俄方解密档案追溯了两人围绕国共党内合作所展开的争论，其中的关键点包括中共西湖会议、共产国际“四大”、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五月指示”等等。本章还对马林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思路是否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精神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讨论的是国共合作初始时期吴廷康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主要分析三个问题：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合作初始时期中共内部右倾倾向：商团事件、江浙战争、孙中山北上等问题上的观点分合。仔细比较吴廷康起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会发现：两者在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上有许多的相同之处。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反映了吴廷康的思想，有利于纠正右倾倾向。1924年下半年，在如何对待商团之进攻、是否介入江浙战争、如何看待孙中山北上等问题上，中共方面的陈独秀和国民党顾问鲍罗廷之间出现矛盾，吴廷康则介于其间。 第四章所要分析的是：吴廷康在五卅运动中以及五卅运动之前和之后出现的国共纠纷问题上的思想、行动。吴廷康与五卅运动的关系，过去囿于资料不足而语焉不详，甚至史实不清。俄方解密档案揭示：1925年7月初，吴廷康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中国，指导五卅运动；五卅运动走入低潮后所采取的“刹车”计划就是吴廷康和加拉罕共同制定、由吴廷康直接在上海推动中共中央实行。这一时期的国共纠纷起源于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吴廷康的主张是：反击右派；不能退出国民党：国共关系应该“从联盟转向联合”。由于对形势判断不一，吴廷康与鲍罗廷之间出现重大分歧：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右派不成气候，主张加速国民党的分裂；吴廷康主张仅仅开除国民党右派的某些领袖，要争取右派的群众。 第五章就吴廷康在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主席任上的思想、行动进行讨论：从上海远东局组建起，至吴廷康离任远东局止。主要讨论以下问题：吴廷康与远东局的组建以及远东局的工作机制、吴廷康对中共内部退出国民党倾向的纠正、吴廷康对中共与莫斯科在北伐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协调、吴廷康率领远东局使团的广州之行、远东局与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责任、吴廷康在远东局主席任上的艰难处境。而正是这种艰难处境，使吴廷康对中国大革命失去信心，主动提出离华回国。1927年3月，莫斯科任命新的远东局成员，吴廷康不在此列。 结束语就吴廷康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和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特点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