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51条规定了国家有面对“武力攻击”进行自卫的权利,但由于《宪章》文本的开放性,国际法院在案件中必须对自卫权进行解释。本文从“武力攻击”、“必要性和比例性”以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归责”三个角度考察国际法院的裁决1。在最后一章总结国际法院裁决的特点和自卫权面临的安全局势的变化,以及给中国的启示。就“武力攻击”的实质门槛,法院在尼加拉瓜案中提出了“最严重标准”,是弥补“使用武力”和“武力攻击”的首次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侵略定义》第3（g）条中“实际卷入”未被解释的质疑。在石油平台案中,法院暗示了“累积性标准”的做法,但有关“武力攻击”的裁决充满混乱,出现了三个重要问题:不当扩大了尼加拉瓜案的标准;对海洋法领域内的“武力攻击”适用模糊以及将攻击意图作为“规模和效果”的要素不符合法律和惯例。两个案件对“规模和效果”评估的不一致是因为“规模和效果”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客观损害与主观责任的混合导致国际法院无法就“武力攻击”的客观标准给出回答,因为国际法院的最终目的是确定“武力攻击”由某一国家负责。尽管国际法院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从尼加拉瓜案到刚果境内武装案,国际法院对于证据的标准逐渐提高。在证据来源上强调“直接信息检验标准”,间接证据的证明作用逐渐下降。在证据标准上,从“初步证据标准”和“优势标准”再到刚果境内武装案对“清楚而令人信服的标准”,国际法院在使用武力的证据上更加严格。在“必要性和比例性”问题上,国际法院反抗美国自卫权霸权主义的力度逐渐加强。在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冲击下,国际法院试图改革并挽回其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并在美国援引的集体自卫权问题上要求受害国明确声明受到“武力攻击”并请求援助。除了在石油平台案反对利用自卫进行武装报复的倾向外,国际法院更驳回了以色列援引911后安理会决议的反恐理由,但遗憾的是国际法院没有对恐怖主义的含义做出更细致的讨论。在比例性的问题上,核武器咨询案反映了国际法院在限制核威慑,维护国际和平上的倒退。尼加拉瓜案到刚果境内武装活动案反映出国际法院对“比例性”的三层概念适用更加细致,认识不断加深,但国际法院仍然需要对三层比例性概念加以区分,并做出适用指导。在非国家行为者的问题上,尼加拉瓜案提出了重要的“有效控制”标准,但是刚果境内武装活动案的失败国家的新案情给“有效控制”标准带来了挑战,法院的“有效控制”标准缺乏法理基础。从法律框架来分析,非国家行为者在国际法中责任缺失,尤其是《宪章》和国家责任法都以国家为中心。通过对比“有效控制”和“总体控制”的归责模式,可以发掘国际法院和前南刑庭对国家责任的理解差异,尤其是对“事实机构”的认识存在范围上的不同。国际法院支持《国家责任法草案》中第4条的归责规则,并将“有效控制”作为辅助标准。在这背后是国际法院在归责制度宽松化背景下的政策选择,目的是为了防止国际法院被用来推进法外议程。纵观国际法院自卫权案件的裁决,国际法院都致力于反对自卫权中的霸权主义,摆脱前期的殖民主义法律传统。通过扩大管辖权,并将“必要安全利益”等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以及纠正安理会决议的错误适用来遏制政治大国在使用武力上的扩张。在援引自卫权习惯法时,国际法院梳理了条约法和习惯的关系,并基本遵循了“两要素”来确定习惯法中的自卫权规则。但是对于习惯法规则的确认中,仍然有一部分情况忽视了对国家实践的评价。在最后,面对全球冷战思维抬头、恐怖主义势力猖獗的威胁,自卫权出现了网络攻击的新问题以及“不能或不愿”测试的新理论。中国要在新问题的领域警惕西方国家的话语权,避免在网络空间领域以及反恐自卫权领域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习惯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