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认为,对席审判不仅是探寻案件真相的需要,也是刑罚正当性的基础,被追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必须亲自参加到诉讼中来。然而,我国于2018年设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改变了这一传统,将涉嫌特定犯罪的缺席被告人作为审判对象。缺席审判作为一项新制度,意义与争议并存。为了发挥该制度的预期价值,本文对完善缺席审判制度进行探讨。第一,缺席审判是刑事诉讼的例外情况,是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克减,因此适用该程序需要有正当的理由,如被告人自愿放弃出庭权等。足见在实现反腐追逃追赃的同时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诉讼权利是构建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重要内容。第二,聚焦于保护知情权,降低缺席审判对被告人正当权利限制的可能性,是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的惯常做法。对此,我国可借鉴吸收,将知情权保障问题提高到立法高度。送达程序的妥善安排是保障知情权的核心要义,应当对送达程序予以足够的重视。第三,填补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的立法空白以明确适用范围,对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进行严格限制。因死刑具有极其特殊的严重性,是对被告人生命的剥夺,应当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第四,被追诉人近亲属和辩护律师在被追诉人外逃的过程中往往与被追诉人保持稳定的信息来往。扩充近亲属和辩护律师作为送达主体,利用其与被追诉人稳定联系的这一特点,可提升送达效率,确保实质送达;同时由检察机关承担诉讼文书实质送达的举证责任。而关于送达形式,由于公告送达难以满足“明确且自愿”的要求,具有随意性和滥用性,易犯追求效率而牺牲程序正义的错误,应当将公告送达排除在外。此外,缺席审判制度作为刚刚设立的刑事法律制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财产没收程序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在国际追逃追赃中不可或缺。二者同为特别程序,且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立法者在制度设计中应当考虑。两个程序在各自立法背景下都有其优势,不宜糅合为一,应当灵活运用,使二者更好地衔接,以发挥出各自在刑诉法中的价值。综上所述,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对缺席审判制度不断修订和完善,以保障该制度合法合理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