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的始祖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自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隐喻研究一直将隐喻当作一种增添文采的修辞手法。直至1980年，Lakoff和Johnson合作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打破了隐喻研究的传统局面。书中，两人颇具创新地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手段，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是人类广泛认知和构建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经验的一种方式。两人更是提出了“意象图式”的概念，声称人类是按照头脑中预先存在的某种认知方式去认识外部世界，而这一过程是不知不觉地在头脑中发生。Lakoff和Johnson合作出版的这一书在隐喻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将隐喻置于人类认知的大环境下，将隐喻从传统地作为修辞方式进行研究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为概念隐喻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隐喻的翻译是文学翻译问题的中心所在，但却一直被译者们所忽视。Newmark对隐喻翻译提出了较为系统直观的意见，他将隐喻归为五大类并提出了隐喻翻译七法。但其观点往往是停留在语言表达的表层上。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依据隐喻的认知特点，其翻译应是将一种语言中的认知方式传递到目的域中。本研究以钱钟书的《围城》为个案。该书以其诸多形象生动、入木三分的隐喻而为国内外读者所欢迎。其英译本由珍妮(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 Mao)合译而成，一经出版便受到广泛好评。本文将《围城》中的概念隐喻归为两类，即以人为目的域和以情感为目的域的概念隐喻。本文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之下，结合纽马克的隐喻翻译七法，拟对《围城》中概念隐喻的英译方法加以研究。通过对该书中隐喻翻译方法的研究，本文认为不同情形下应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以保留隐喻的原汁原味且保留原文的可读性。若源语和目的语读者都能充分领会隐喻意象的文化内涵，则该隐喻意象可直译，或保留或直接用目的语意象替换。肩负着沟通中西文化的任务，译者在处理具有文化独特性的隐喻意象时，应尽量优先考虑保留其异域文化风味。只有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其相应隐喻意象时，译者方可考虑对其加以变换或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