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人口超低生育率、老龄化加剧、性别比失衡以及生育意愿较弱的人口现状,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人口比率下降以及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计划生育体制进行深入的思考。生育既是个人的生殖活动,也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战略需求。因此,生育制度的保障需要依赖个体、社会和国家三方的有效协作,才能落实符合我国当下人口国情的生育制度。我国超低生育率的出现,究其原因,是我国育龄妇女的总量也在减少、生育成本的快速增加、生育相关权益保障不到位等。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我国当前超低生育率的人口现状。因此,要明确生育的权利义务属性,个体享有生育行为的自由,同时也应当基于生育的社会职责履行一定的生育义务。生育的义务属性是国家对生育干涉的前提,计划生育制度就是国家对公民生育的干预。应充分肯定计划生育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深刻反思和认识计划生育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结合我国当下的低生育率的人口现状,提出应该积极构建我国的“鼓励性”的生育制度。生育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属性。就个体角度而言,生育意味着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是个体的一项权利;但从国家和社会来看,生育是新个体的产生,个体又是社会组织的新成员,个体的生育担负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类种族的绵延生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是个体生育权利和自由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个体有完成人类延续的使命和义务。因此,生育绝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个人、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活动。在我国超低生育率的人口环境下,个体应积极承担延续后代的社会职责。积极转变生育观念,履行生育所对应的社会责任,缓解我国人口危机。政府应积极倡导鼓励生育,提供生育保障,同时,也应严格把控干预生育行为的限度和范围,同时明确国家在生育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避免因过度干预而侵害公民的生育权。构建科学有效的鼓励生育制度。在我国生育率直线下跌、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完善的生育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对个体生育权有着重大影响,也对社会长远发展、国家人口战略实施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