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历来重视粮食问题。自2004年国家放开粮食收购市场以来,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和推出粮食最低保护价等政策支持下,中国粮食获得连续丰收,产量突破万亿斤,从产量上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然而,由于中国粮食生产存在人均耕地少、山区多、耕地细碎化等自然条件的约束,中国的粮食生产存在规模化不足的问题。为了提高产量,中国的粮食生产形成了依靠大量使用人力、化肥、农药提高粮食单产的现象,在提升产量的同时不断推高粮食生产成本,影响种粮收益和粮食品质。在国际粮价走低的情况下,农民种粮利润空间更加狭窄。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功,国内消费者对粮食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中国粮食呈现出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改革势在必行。舒尔茨认为,如果不能取得技术进步,传统农业将因为收入流价格过高,即生产成本太高而无法扩大生产,企业家能力没有用武之地,产业将失去竞争力,要降低收入流价格,需要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包括进行农业科研和对农民进行投资。速水佑次郎指出,工业化初期,为了在压低工业产品价格的同时保障工人购买食物的能力,存在着人为压低粮食价格的现象,农民收益受到抑制,这可以被称为粮食产业发展中的贫困问题阶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缩小,农业比较收益将持续降低,农民将陷入相对贫困;要提高农民收益,需要将粮食经营模式从重视土地生产率转向重视劳动生产率以提高农民劳均产出。根据以上理论,如果不通过产业调整政策进行支持,素质比较高的农民将逐渐离开农业而只有生产能力比较低的农民继续留在农业中,农业产业安全和国家粮食安全将受到威胁。出于对粮食安全的考虑和对农民在工业化早期所做出牺牲的补偿,速水佑次郎认为,政府应该推出农业支持政策,以保障农民的经济安全、粮食产业安全和国家粮食安全。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中国粮食供给侧的问题在于粮食生产成本过高,导致农业收入流的价格太高,农业无法依靠自身进行扩大再生产,比如扩大经营规模和发展粮食产业化。解决的方法在于提高政府对于农业科研和农业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根据速水佑次郎的理论,由于工业化初期人为压低粮食价格造成了农民贫困问题,应该在工业化实现之后通过产业调整政策对农业进行支持,使农民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国家应该实施产业调整的政策,从科研、基础设施、农业技术推广、转移支付、政策导向等方面扶持农业,保障粮食安全。·面对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2016年的第十二次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进行广泛讨论。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调结构、降成本、补短板,提升中国粮食供给的质量。为了更好地识别中国粮食供给侧的发展质量,本文分别对中国粮食产能国际竞争力、中国粮食国际市场竞争力和中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粮食产能的国际对比分析发现,中国粮食生产的化肥使用量远高于国际水平、劳均产出远低于国际水平、仅在单产一项上有一定优势,这与我国粮食小规模经营、重视产量的生产方式相一致。对粮食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粮食各品种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竞争优势上的排名都靠后,说明我国粮食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没有竞争优势。关于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整体上,农业固定资本投资额和劳动力因素对1978-2016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影响最显著,粮食最低收购价对粮食产量增速的影响最不显著,技术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模型中比较显著。实证分析启示,中国可通过加大农业固定资本投入、改善劳动力质量、运用技术进步、减少价格干预的方式来改善粮食产能、提升粮食质量和竞争力。本文选取成功实施了粮食供给侧改革的粮食主产区四川省崇州市进行案例分析。崇州市在面临农业比较收益低造成的“无人种地”的粮食生产困局时,通过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方式成立农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粮食生产,实现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为了提升粮食产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该市成立了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站式”服务超市,提供良种和农资销售、农机租赁、粮食烘焙、粮食银行等服务。通过改革,崇州市成功解决了“谁来种粮”、“谁来服务”的问题,提升了种粮收益。崇州市的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可以总结为农业共营制。该模式的经验在于,通过土地确权保障了农民的收益权,通过土地入股实现了规模经营,通过规模经营又为农业社会服务组织创造了市场。崇州市创造性的“粮食经理人”制度则充分利用了种粮能手的人力资本,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提供了借鉴。西方一些主要的粮食生产强国在其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美国注重运用市场的力量来制定粮食产业支持政策,包括建立全面市场化的农业信贷体系、农作物保险制度、多层次的粮食储备体系和发达、规范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德国使用多种手段进行职业农民教育,包括制定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并给以充足的经费支持。法国拥有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其经验主要在于:推进农业企业化发展并加强品牌建设、注重发挥政府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职能、强调行业协会的调节和管理作用。以色列在发展集约型科技农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因主要在其政府主导的农业科研体系和农机推广体系,以及重视利用生物技术进行保护性耕作。澳大利亚完善的农业标准体系和信息化在农业中的有效利用帮助其出口导向型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成功。日本政府根据不同发展事情的需求差异及时推出各种适时的农业产业政策,保障了该国在自然资源禀赋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完成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并基本实现了关键口粮的自给。本研究认为,中国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将粮食发展方式从数量增长型转为质量增长型。政府应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产业调整政策,来保障粮食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本研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第一,中国粮食生产要素改革对策:建立发达有序的农地流转市场、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完善农民融资方式;第二,中国粮食经营模式改革对策:培育多元粮食经营主体、大力发展粮食规模化经营、充分发挥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职能。第三,中国粮食社会化服务改革对策:通过发展农业保险和期货市场完善农业风险分担机制、改革农机推广制度、培育发达农机租赁市场;第四,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策:改善粮食价格生成方式、建立多层次的粮食流通体系;第五,中国粮食支持政策改革对策:加大农业科研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整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优惠农业补贴机制、建立健全粮食供给侧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