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的减贫成就无疑是史无前例的,被世界银行称之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也应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经验”。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总结中国农村减贫经验并上升为一般理论的学术研究却极其缺乏。“中国减贫奇迹”何以发生,一般性的经验是什么,成为全球减贫事业的历史之问。本文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视角,结合制度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构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作出解释。首先是基于产权理论,构建“资源—产权—贫困”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进而从资源产权制度变迁、产权管制与管制放松的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减贫经验进行深入分析及计量实证;然后通过中印两国农村资源产权制度的比较,研究不同资源产权制度的具体减贫效应,提炼中国制度优势;再总结减贫的一般性理论经验,从资源产权与精准扶贫的视角提出中国农村人口进一步减贫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资源是人们获得收入的源泉,而这个源泉并不决定于拥有的实物,而取决于依附在资源上面的权利,权利的价值决定了这个资源的价值。个体陷入绝对贫困实际上是其所拥有的资源权利价值不足导致获取收入不够,而资源权利价值不足则源于分配不均以及产权管制。一方面,越是被分配到数量少、质量差资源(包括拥有的土地等物质资源太少或质量太差,以及缺知识、技术、健康等人力资源匮乏)的个体,其所享有的权利价值就越低,能从资源中获得的收入也越低。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对人们赖以生存的某些重要资源实施产权管制,减少了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权利,容易导致普遍性贫困,并且它会引起贫困的恶性循环:产权管制——供给减少——收入降低——需求减少——供给再减少——收入再降低。(2)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中国农村“减贫奇迹”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对这两项资源所形成的产权管制放松及其后续带来的激励和扩散效应。在土地资源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及农产品统购统销制退出历史舞台,使得土地产权由受严重管制到大幅放松,这不仅增加了农民资源权利,为其积极利用土地提供了内在化激励,而且农业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消费需求又推动了乡镇商贸经济蓬勃发展,为更多农民带来商机和提供就业机会。在人力资源方面,城乡分割二元制度的逐步破除及对私营经济的全面管制放松,使得农民重新获得了自由迁移择业权、经商权、非农收入权等人力资源产权的重要内容,大规模农村人口因此流入城镇就业,出现了大量农民企业家及引发了外出打工的“民工潮”,并进而带来快速的人口城镇化,拉动城镇房地产业、零售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迅猛发展,为更多农民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制度改革形成了减贫的良性循环:产权管制放松——内在化激励——供给增加——收入提高——需求增加——供给再增加——收入再提高。(3)中印两国在农村土地和人力资源产权制度上存在重大差异,印度是实行民主与私有制的国家,但实际上腐败与管制是其产权制度的两个显著特征,其农村资源产权一直受到严重管制,土改法及复杂的土地审批制度造就了大量失地农民并形成对原有土地产权的诸多限制,严重的女性歧视、严苛的劳动法规、无处不在的行政管制则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恰恰相反,中国虽然是国有、集体所有占主体的制度,但主要资源产权却是已经明确界定,得到了较好保护。由于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不以私有制为前提,而是以严格的产权界定和保护为前提,这种差异使得中国比印度能够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让农村各种资源带来最大的减贫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大力对严苛复杂的劳动法规进行改革、清除造成管制的繁琐商业法规、反对女性歧视,这事实上导致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放松,并带来了良好减贫效果。(4)精准扶贫的关键就在于实现资源权利的精准。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来源于资源,精准识别贫困,关键是精准识别个体农户所拥有的主要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权利价值(也即市场价格),由此获得个体农户的客观收入;另一方面,精准帮扶脱贫,关键是要增加贫困者的资源权利价值,由此实现收入提升,而改善资源权利分配与放松资源产权管制是其中两个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农村的精准帮扶应主要从放松农民人力资源产权管制、提升农地资源权利价值、调整资源权利再分配制度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