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新闻概念中,灾难性报道是其不可缺少的报道要素之一。灾难性报道几乎囊括了新闻价值的所有基本要素：新近性、显著性、人情、反常性等。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公众越发地渴望从中获取信息。灾难性图片往往能给公众带来其直观的视觉效果,让公众感受极大的冲击和感染力。因此,对于能够触及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敏感点的灾难,媒体理应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能够妥善地处理好灾难性图片。从建国以来,由于观念、文化以及体制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的灾难性报道并没有想西方那样受到广泛的重视,其界定也相对模糊。政治、科学、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一直使得灾难性报道在过于悲痛与尽量避免报道的尴尬处境中徘徊。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的变革,灾难性报道的信息逐步以公开、及时的机制传递给公众,灾难性报道的图片也悉数登场。国内媒体越来越重视灾难性的报道,并关注受众需求,尤其意识到了新闻图片在灾难性报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时间轮轴不断的推动中,在媒介技术的影响下,媒介环境学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出发点,让我们有理由先对灾难性图片的生产和传播进行一番探讨。我们把媒介技术的演变归纳为五个阶段,它们分别是口语媒介时代、文字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以及网络媒介时代。从这五个阶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信息的传播力,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介技术的变革促使灾难性报道图片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兴盛一直到今日的巅峰。《中国青年报》在1990年与2004年四个不同时间段新闻图片告诉我们灾难性图片从报道边缘走到了报道中心,从报道中心再到现如今的报道核心的总趋势。在媒介技术层面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图片的视觉呈现也发生了各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图片生产从以往传统媒体“中心”话语,转变为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新媒体氛围下,人人都是传播者,而诸如手机、DV等个人图片生产工具的流行,使得图片生产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特色。同时,在社会的变迁与新闻图片的演进相生相伴的过程中,灾难性事件中图片的选择和编辑也意味着将新闻信息、情感倾向与受众关心的叙事结构相联系,从而体现出隐蔽的新闻框架的构建。笔者以云南彝良地震为例,选取传统媒体《南方都市报》和网络新媒体《中国新闻网》,试图运用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内容分析法,截选在地震发生后,两家媒体前五天时间内所发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图片做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资料分析、统计和整合,以具体表格和数据来客观比较两家媒体图片使用共性、灾难叙事的新闻框架构建、视觉主体的影像呈现等等。同时,视觉主体形象、灾难叙事等,也为我们探析新闻框架的内在含义提供了另一种的思路。这种所谓的“呈现”,指的是新闻图片所表征的实际内容,也就是说去解读图片所呈现的图像主体之特色。这种所谓的“呈现”侧重对新闻图片进行文本分析,侧重对云南彝良新闻图片生产的内容特质进行探析,尤其关注图片在呈现灾难性事件相关主体中所运用的技巧、模式、惯例等。然而,这种灾难性图片的呈现却并不是灾难性图片的再现。因为灾难性图片的再现是通过灾难性事件图片生产的社会文化情境来反映的。即灾难事件的“再现”政治学。媒体是灾难性图片的生产者、传播者,在中国的灾难性报道中,新闻图片政治化、消费化倾向往往能影响新闻媒体的报道。那么,媒体如何能在灾难新闻的象征价值上构建合理的新闻框架与和谐的社会文化呢?笔者认为,反思政治的合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路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综上,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灾难性新闻图片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方式,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灾难事件可能是天灾,亦可能是人祸,但对于灾难事件图片及其承载者——媒体而言,这些都无关紧要。媒体通过灾难性事件的视觉再现,建构人与灾难之关系,并在这种关系的不断呈现中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和意义。面对此种窘境,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笔者在最后总结出的有关灾难性图片的使用效果和传播途径的优化方法等路径,也为国内媒体在今后的灾难性新闻中进行图片报道提供借鉴和参考的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