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著名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紧随中华民国的步伐成立,在民国动荡不安,文化交流频繁的社会环境中,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与特色,打破了出版界商务印书馆独占鳌头的局面,成为民国时期第二大出版机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至1937年中华书局迎来了鼎盛时期,此后,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国家出版政策的约束、人民阅读趣味的转移以及两大主要业务的萎缩,中华书局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境。对此,基于利用与改造的目的,在“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出版政策的指导下,国家对中华书局进行了适当的帮扶,并通过督促其整顿领导机构,实行内部改革;出版发行分工,组建“中图公司”;规划出版方向,实行加工订货等方式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整顿与改造。国家的帮扶与初步改造对于缓解中华书局的困境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其严重亏损的局面。1953年中华书局申请全面公私合营,出版总署鉴于其合营的时机已然成熟,通过组建工作队伍、发动职工、清估资产、清理负债、确定股权、安置人员等,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4年5月1日中华书局全面公私合营工作基本完成,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全面公私合营后,中华书局的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出版方向调整为“出版为主,专业财经”,并形成了“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特殊经营格局,经营状况上亦改变了多年来严重亏损的局面,逐渐转亏为盈。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保存中华书局之基业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失当之处。在改造过程中过于强调分工,对合作问题不够重视导致出版社与书店之间相互推诿;中华书局在全面公私合营后被改造为财政经济出版社,古老的品牌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逐渐褪色;国家对中华书局出版方向的调整一波三折,但都不切合中华书局的实际情况,造成书局内部的动荡与混乱;私营出版人才被排挤和轻视,难以担当重任,使得新成立的出版社在出版工作上出现了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