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夏，在南太平洋海域的韩籍渔船“沛斯卡玛号”上，发生了一起震惊中韩两国的惨案:六位受到虐待的中国朝鲜族船员，杀害了包括船长在内的十一名船员，并抛尸大海。案发后，韩国法庭判处六人死刑。这个判决结果在中国东北朝鲜族社会激起强烈反响，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向六名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辽宁省的朝鲜族律师赵峰先生赴韩国法庭为之辩护，最后改变了判决结果，无一人被执行死刑。　　 本论文基于媒体报道、当事人的陈情书、案件诉讼过程的各种法律文件等文献资料，针对为援助案件当事人而在中国朝鲜族社区发生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展开分析，解释这个动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组织、动员的机制当中，身份边界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由此试图考察中国朝鲜族社区在这一极端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边界及二者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大规模中国朝鲜族人口作为低端劳动力进入韩国，这种基于族群网络与经济动机的自发的人口迁移与流动，造成了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后果——中国朝鲜族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与群体身份认同的变形与重塑即为其中一例。　　 “沛斯卡玛号”惨案发生后，在中国朝鲜族社区发生的社会动员，包含着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影响因素，如朝鲜族独特的历史经历、经济全球化在东北亚地区的表现、族界与国界、族群与阶级等。当中国朝鲜族人口发生大规模跨国流动时，族群身份所具有的各种含义——无论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族群认同，还是横亘在族群认同之中的国家边界;无论是阶级与族群身份的同一化，还是族群身份本身的再造，都得以在这个事件中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