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社会中，代议机关处于核心地位。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为行政问责的主体，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在国家日益重视建设“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责任政府背景下，启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问责，是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加强人大问责，保证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有助于构建全面、完整、有效的责任体系，推动民主政府、法治政府的建立。人大问责作为异体问责的核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往往出现缺位现象。这与人大问责本应具备的作用相差甚远。特别是近几年，党政机关在处理各种事故和事件的过程中，加大了问责的力度，完善了问责的机制，追究了一批又一批行政官员的责任，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与此同时，本应作为问责的先锋主力和中坚力量的各级人大，在现实中往往是在事发后走走过场，即没有对政府进行事前监督，更没有在事后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行使权力，比如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等，几乎无所作为。人大问责之所以会“缺位”，并非缺少法律依据与理论依据的支持，而是由于多种因素导致宪法和相关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难以有效实施。我们期望通过外部问责环境的优化与自身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问责方式：质询制度、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罢免制度，强化人大问责的手段和力度，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吸纳民意、问责政府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