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科技水平日益增进,社会风险也进一步增加,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危险无法被事先预判,也无法被法律准确的一一涵盖,而法律具有稳定性,无法根据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随时更新,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时适当保留一些概括性罪名,在新的犯罪行为出现时,及时为公民提供法律保障。刑法第114、115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是采用了这种立法手段,是概括性罪名之一。从我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结果来看,本罪的判决在近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且不难发现在这些判决文书中犯罪行为包罗万象,大到煤矿爆炸事件,小到碰瓷事件,尤其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该罪被推至新的高潮。由于刑法第114、115条对本罪表述的概括性、模糊性,使得我们无法清晰的定义条文中“公共安全”、“其他危险方法”等核心概念,从而容易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产生混淆,实务中这类词语十分难以判断,由于法官理解的差异性,在司法实践广泛运用该罪名的同时,常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局面,在学界产生巨大争议。某种程度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适用中的不当扩张,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一种牺牲。学术研究不能泛泛而谈,想要探讨一个问题的成因,必须从它的起源开始,因此在讨论本罪合理的适用范围之前,要以本罪的历史沿革为基础,探究它的产生以及演变,从立法起源、司法解释的扩充等方面探究其演变的历程。在此基础上,概括本罪的立法现状,借以裁判文书网这类智能化辅助工具,通过检索判决,搜集分析样本,以更直观的数据形式展现本罪在司法适用中的扩张表现。然而任何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造成本罪扩张适用现状的原因多种多样,“公共安全”、“危险方法”等核心概念的模糊性、不合理的规范性文件误导司法机关、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不当解读等都是造成本罪扩张适用的原因。本文的重点在于根据前文分析探讨出本罪在适用中合理的限缩路径。分别从概念的界定,合理制定规范性文件、正确区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判决书的说理性五个方面对本罪的适用加以限缩,在对被告人进行人权保障的同时,也要坚守刑法的谦抑性,为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合理适用奠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