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减贫工作。2014年,为解决已有扶贫政策未能很好识别到户的问题,我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政策。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政府围绕该政策投入了大量的扶贫资源,使贫困户的识别与帮扶更加精准,贫困户得到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与智力支持。在政策实施期间,所有国家级贫困县统筹使用各级涉农财政资金的总规模为1.6万亿元,占2020年全年GDP的1.58%,其中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均增长200亿元,2020年末达到了1461亿元,累计投入6601亿元。扶贫小额信贷和扶贫再贷款分别累计发放7100亿元和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那么长时间以来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减贫效果如何?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农户的贫困状态?如何对相应政策进行优化?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国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过渡衔接期制定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为全世界的反贫困事业提供新的反贫困理论与脱贫样本。鉴于此,本研究按照“框架构建—效果评估—政策建议”的逻辑主线展开,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进行评估。首先,基于可行能力剥夺理论、相对贫困理论以及贫困脆弱性等贫困理论构建了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评估框架,确定了政策效果的评估标准,将政策效果划分为短期广度减贫效果与长期深度减贫效果,通过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改善来衡量政策的短期减贫效果,通过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改善来衡量政策的长期减贫效果。其次,利用2012—2018年的四期CFPS追踪数据,使用A-F双界限法测算我国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在测算的基础上实证探讨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以期评估政策的短期效果;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指数,并在测算的基础上实证探讨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以期评估政策的长期效果。最后总结以上分析的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1）就农户单维贫困而言,从2012年至2018年,除相对收入指标外,其余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均显著降低,农户贫困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西部地区多数指标的单维贫困发生率比东中部地区高。（2）我国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近年来呈现出显著地减缓趋势,但仍有改进空间,在临界值k=0.3时,到2018年仍有24%的农户位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多维相对贫困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贫困剥夺总额、多维相对贫困指数逐渐减少;西部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最为严重,中部次之,东部再次之;所有农户的平均剥夺份额变化幅度较小,我国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减缓的主要原因是总体贫困人数的减少,而陷入贫困的家庭被剥夺维度数量没有明显改变。（3）就指标贡献率而言,农户各贫困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的贡献率悬殊,而不同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在不同临界值k下大致相同;相对收入、日常结余、饮用水、做饭燃料、教育负担、BMI指数、就业保障指标贡献率较高,我国农户的相对贫困形势较为严峻,是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主要来源;分地区而言,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相对贫困状况最为严重,贡献率最高。第二,贫困脆弱性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1）就时间而言,我国农户贫困脆弱性发生率除2016年小范围内上升外,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到2018年,仍然有10.11%的农户位于1.3美元贫困线下的脆弱性状态;就区域而言,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2）从时间维度来说,在不同标准线下,贫困脆弱性指数平均值近年来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从区域维度来说,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3）从人均收入与消费角度来看,精准扶贫政策瞄准效果较好,但部分比例仍有被家庭状况较好的农户获得,且该现象在贫困脆弱性组别中表现最为明显。第三,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1）政策增加了农户的收入,显著地缓解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无论从单一的绝对收入维度,还是从多维相对贫困角度,政策效应明显,并且政策具有长期效应。（2）就农户异质性而言,政策不仅改善了贫困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还减小了其与非贫困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差距,精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较少出现“精英俘获”现象;就区域异质性而言,精准扶贫政策的重点在中西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就各个维度异质性而言,除了相对贫困维度外,精准扶贫政策对生活质量、教育、健康与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都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3）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增加农户信贷获得的方式改善其多维相对贫困状况。（4）农户的其它特征因素对其多维相对贫困也有显著影响。家庭中若有人从事农业生产时,会面临较多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更容易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家庭的储蓄越多,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更容易摆脱多维相对贫困状态。第四,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1）政策能显著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且政策具有长期效应;政策补助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存在“U型”关系,在拐点到来之前,政策补助会显著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而在拐点之后,政策补助会增加农户的贫困脆弱性。（2）就异质性而言,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农户脆弱性的改善程度大于对东部地区的改善程度;政策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效果比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政策实施对低均值农户的脆弱性有明显的效果,而对高变动农户的脆弱性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政策实施对暂时性贫困农户的脆弱性有明显的效果,而对慢性贫困农户脆弱性影响效果并不明显。（3）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方式改善降低其贫困脆弱性。（4）农户的其它特征因素对其贫困脆弱性也有显著影响。户主的年龄越大,户主的婚姻状态是未婚时,贫困脆弱性越高;农户家庭中若有人从事农业生产,农户家庭存款越少,贫困脆弱性越高。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包括:（1）基于我国实际情况,较为科学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在相对贫困、生活质量、教育等客观指标的基础上引入主观心理感受指标,从而使测算结果和政策效果评估结论与实际更为相符。（2）本研究将多维贫困、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纳入整合的分析框架,在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扶贫效果时将单一的绝对收入维度扩展到多维相对角度,从微观角度全面分析政策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扩充了研究的广度;此外,为了弥补单纯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短期效果的不足,引入了脆弱性概念,考察了政策的长期减贫效果,增加了研究的深度。（3）使用分组回归、分位数DID等方法从不同角度深入考察了精准扶贫在减缓农户贫困的前提条件与适宜范围。相较于已有研究,所得政策建议在兼容性与整体性上与现实更为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