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是企业一项重要的长期投资安排,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还能为企业业绩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障。但是对于创新而言,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是如何确保企业可以通过创新获取足够的经济利益,形成研发一收入增加一加大研发的良性循环,这需要从正式制度的层面确保企业愿意从事创新活动;其二则是,如何促进企业创新。针对这两个问题,文挑选法律诉讼中的专利侵权诉讼以及文化习俗方面的博彩文化和合作文化,详细研究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总共分为六章,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了问题的背景,研究的思路以及本文对现有研究的贡献和改进。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首先,该章节回顾了有关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其次,梳理并总计了法与金融以及诉讼风险领域的相关研究。最后,归纳并整理了文化领域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加以总结。第三章实证检验了专利侵权诉讼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就专利侵权诉讼的两个关键时点:诉讼的提起和诉讼的判决,分别研究其对原告企业以及被告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另外,由于专利侵权诉讼耗时较长,本章还研究了诉讼时长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第四章实证检验了地区博彩文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采用成年人口人均彩票消费支出、各省市赴澳门旅游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各省市为每千万人口所开通的直飞澳门的航班数量、各省每百万成年人口所拥有的麻将馆数量四个指标作为各省市博彩文化氛围浓厚程度的代理变量,考查博彩文化对企业研发强度以及专利申请数的影响。第五章实证检验了企业合作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收集了上市公司官网企业文化部分的相关内容以及上市公司年报中的董事会报告两份文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构建了度量企业合作文化的两个指标,实证考察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产出以及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第六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包括了结论和启示,同时指出了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结论如下:第一,专利侵权诉讼对原被告双方的企业创新都有激励作用。但对原告样本进行细分后发现:诉讼会对行业领导者的研发决策产生促进作用,但对行业追随者会产生抑制作用;行业领导者的研发活动不受判决结果的影响,而行业追随者和被告都会根据诉讼结果对研发投资进行调整;审判时长并不影响被告的研发决策,但是会对原告尤其是行业追随者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章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重新进行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第二,地区的博彩文化氛围越浓厚,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越高,表现为更高的研发强度和更多的发明专利产出。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伊斯兰教信仰程度较低的地区、管理者持股的样本里更为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博彩文化通过提升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章采用1978年各省市的人均播种面积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以克服模型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第三,企业文化越强调合作,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就越高。另外,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行业以及地区信任程度和产业集群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合作文化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凝聚力和促进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这两种机制来促进企业创新。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本文以人均水稻播种面积作为工具变量来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本文以董事长的非正常离职作为外生冲击,采用PSM-DID的方法来检验企业合作文化与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解决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本文对现有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法与金融的研究视角。自LLSV(1998)开创法与金融的研究以来,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立法层面(LLSV,2000a;LLSV,2000b;Brockman and Chung,2003;Himmelberg et al.,2004;Klapper and Love,2004),却一直忽视了执法在保障契约关系,从而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就企业创新的研究而言,现有研究主要考查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高低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Chen and Puttitanun,2005;尹志锋等,2013;史宇鹏和顾全林,2013),而这些都是立法方面的研究。但是在中国,虽然知识产权立法已经十分完善(吴邦国,2011),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仍不容乐观,背后所折射的是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所出现的诉讼举证方式不合理、案件审理时间冗长等诸多问题。梳理现有研究,至今鲜有文献透过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视角,研究私有产权的不确定性以及司法的确权结果会如何改变企业的创新激励。本文的第三章首次基于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创新性的研究该种诉讼是否会对原告企业和被告企业的研发投资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将进一步揭示专利侵权诉讼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为改进知识产权诉讼的举证方式、赔偿标准以及提高案件审理效率等司法改革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第二,开创了企业微观文化研究的新方法。目前对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文化、宗教信仰等宏观层面,而对微观企业个体文化的研究仍然十分匮乏。这主要是因为企业文化一直缺少通用的度量指标。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的第五章通过搜集并整理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网站叙述企业文化的所有内容信息以及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董事会报告部分,基于关键词的文本分析技术和深度学习的文本分析技术,创新性地提取了上市公司合作文化强度这个指标。这一整套构建企业文化强度的方法不仅能够为其他企业文化的研究提供技术和方法上的参考,而且还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对于微观企业文化的研究。第三,丰富了中国情景下文化与金融的研究。文化与金融是目前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但是因为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内涵十分宽泛,定义起来十分困难,所以对于文化的考量一直没有纳入到主流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但是文化作为这个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有风俗习惯的沉淀,代表着该地区的所有个体在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方面共同的价值取向。文化的差异会直接带来行为的差异,并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而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且传承不息,加之山川地域辽阔,南北文化差异巨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景。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着重探讨地区的博彩文化和企业的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第四章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的博彩文化如何提升管理者的风险态度,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并且发现外来的伊斯兰教文化却会削弱这种促进作用。以上结果表明促进创新不但要求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而且也需要继续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其能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该部分内容的研究将进一步引起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第五章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企业合作文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这对于提升企业对于文化资本的重视程度,为国家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针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