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证明,从高度集中控制到市场管制竞争是核电垄断行业绩效大于成本的路径依赖,而产权效率成为管制与市场竞争平衡发展的晴雨表。从国家主权到私人产权在中国的制度演化,使核电项目民营资本产权效率的法律制度设计成为关注的焦点。核电项目与生俱来的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让政府高度集中控制成为可能,而核电发展效率低下、“政府失灵”、“特殊利益”经常成为诟病政府的口实。民营资本进入及其产权效率的追逐则给政府从控制转型管制带来了契机,也为其合理性与正当性奠定了基础。从高碳发展到低碳发展,核电成为中国电力保障的战略性选择。资金匮乏、技术创新不足的核电窘境与连续新增投资额占70%的巨额民营资本潜力形成了强烈反差。民营资本投资核电项目已经成为核电市场形成,政府管制缘由的资本。适应民营资本投资与产权效率要求,重构核电项目政府管制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核电发展的抉择。日本“国策民营”核能开发体制、美国“私企入股”激励核电发展措施构建了核电项目产权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培育了核电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对我国具有参考价值。然而,从我国能源情势与政治经济背景出发,进行核电项目民营资本产权效率的法律制度设计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从高度集中控制到市场管制竞争伴随法律制度转型。管制机构独立、管制法律完善、核电市场化推进以及核电投资者保护,在制度上保证政府管制与民营资本产权效率的互动,特别是形成激励与适应市场管制竞争的法律制度是必需的。客观制度需求与主观制度供给的均衡,将成就核电项目民营资本管制制度在中国走向现实,而法律进步将见证这一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