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实促使各国开始探索建立由替代自我决定向协助自我决定范式转变的新监护制度。美国走在监护制度改革大潮的最前列,创建了持续性代理权制度,其设立初衷在于以纯粹私法的形式解决行为人在丧失行为能力时对于代理决定的需求,排除法院的干预,但持续性代理权滥用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其他各国以此为鉴,重新审视传统监护制度的弊端,为防止代理权滥用,在意定监护制度中建立相应的意定监护监督机制。目前我国意定监护监督制度虽然在立法上已经有所规定,但也存在偏而不起之处:相关立法规定分散分布于我国《民法典》第34条以及第36条,从规定的内容层面而言,对法定监护与意定监护的监护监督未进行区分,对监护监督主体职能的划分、监护人不适当履行职责的界限的确定均缺乏细化的规定;从发挥作用的时间层面而言,仅有事后救济,即法律赋予相关主体向司法机关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申请的权利、司法机关在受理申请后追究意定监护人相应法律责任,事前与事中监督缺位;从参与意定监护监督的主体层面而言,主体多元但职能定位不明晰,公权力主体的被动参与也增加了监督人和监护人合谋侵犯被监护人权利的风险。综上,意定监护监督制度亟待完善。域外对意定监护监督制度探索的现有经验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应从立法上制定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单行法,将监督制度作为部分纳入;其次,结合制度的内生秩序,对内容进行补充与细化,建立事前监督与事中监督,构建起完整的意定监护监督制度;最后,对应意定监护监督的不同阶段,将意定监护监督的多元主体进行层次化划分,避免“九龙治水,水患难除”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