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民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步提升,建设生态中国意愿更加迫切,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机制地位更加凸显,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此大背景下应运而生。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的出台标志着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确立。环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作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重要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诉讼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具有恢复性司法的功效。但该制度诞生时间较短,很多法律规定都是大而化之,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限制其功能的发挥,如何完善环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立法和实务规则成为当前环境司法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理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制度的含义,来界定环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并由该制度的特点延伸出其所具有节约司法资源、维护公共利益等重要意义;第二部分通过对检察权配置理论、新型当事人适格理论、环境权理论展开详细介绍,论证检察机关提起环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第三部分是现状分析。以2020年9月1日到2021年6月1日的1941份案件判决为样本,针对性分析环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的基本情况,发现环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全国范围运用较为广泛,对该制度的审理模式、裁判结果、配套机制等适用现状进行初步的认识,为下一章发现该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奠定基础。第四部分通过对样本的研究分析,发现该制度在实务中主要存在诉讼请求不够明晰、环境损害鉴定困难、审理模式存在困境、调解制度欠缺规范、执行保障存在漏洞五大问题。第五部分在对问题探讨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科学设置并完善诉讼请求。通过完善诉讼请求和提高诉讼请求操作性来明确诉讼请求标准,使被告人明晰自己应如何对环境进行修复。二是破解环境损害鉴定困境。通过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规范鉴定机构管理体系、强化判定鉴定报告效力、破解鉴定成本高难题来提高环境损害鉴定效果以形成科学、完整的评估与修复生态环境的针对性措施。三是确立“先民后刑”的审理模式。通过提出适用定罪-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量刑的诉讼模式、建立“认罪认罚认赔”统一模式、区分各阶段的证明标准来实现法律的均衡性,提高被告人履行修复义务的积极性。四是优化调解制度适用细则。通过限定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细化调解制度的适用程序,在不损害社会利益的前提下适用调解制度以节约司法资源。五是建立执行监督保障机制。通过设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完善环境修复执行监督机制,对修复过程及结果进行有效的监督,确保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