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政治、思想和文学的综合作用,《庄子》在唐代具有独特地位。唐赋在赋史上发挥着“蓄流演渡”的重要功用,其题材、思想与艺术都从《庄子》中汲取了大量养分,因而唐赋中大量存在用《庄》、拟《庄》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道家地位的崇高、学术与文学的渗透、进士试赋的倡扬和士人心态的契合。从唐赋用《庄子》典故、文势、寓言的角度入手,可以将唐赋中的《庄子》接受面貌概括为三方面:事类和语词的引用,文风和句法的摹仿,寓言和意象作为赋题。考察《庄子》在唐赋中的接受情况,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首先,藉西方互文理论作为框架,唐赋与《庄子》的互文形式可以归纳为文本并生与文本派生两大类。并生关系又分为引用与暗示,区别在于是否在字面上与《庄子》文本产生直接联系;派生分为仿作与戏拟,区别在于摹拟《庄子》是出于学习还是反逆。唐赋与《庄子》文本的不同互文形式,源自于古律之辨对赋体的不同规限,以及不同功用的驱使。前者属于文体学的范围,而后者涉入社会性的领域。其次,唐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以《庄子》为题的赋作,这与进士科试赋有很大关系。依照在《庄子》中的题材归属,《庄》题赋可以分为六类:一是水、镜类,藉以比德。二是道象类,如大鹏、玄珠等,虚构意象以喻道。三是物象类,以鳞虫禽木托寓玄理,具比兴之义。四是技艺类,如解牛、承蜩、运斤等。五是神话类,多颂圣之旨。六是梦类,以构造幻境申“物化”之理。从中可以观觇处于制度、赋体、主题几条不同线索下唐赋主旨、技法、风格的交织变换。最后,卢照邻赋中用《庄》典近百处,可视作唐赋用《庄》的典型个案,其骚体大量化用《庄子》畸人形象,作为病中自怜的写照;假托儒释道三客的论辨,是唐代三教论衡的最初文本;以《庄子》之典寓其死志,则展现了强大的生命韧性和悲壮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