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殖民统治、移民潮、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加之新的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形式的发展,使得身份问题迅速演变为涉及人文科学多个领域的核心论题。尽管“身份”的定义已经包含太多复杂乃至混乱的语义堆积,但有一点非常明了:身份只有在出现危机时才会成为论题。因而,“谈论身份的迫切心态是当代政治后现代困境的病征”(Mercer 43)。身份的构(重)建理所当然成为当代文学,尤其是少数族裔和离散文学的重要主题,也是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被誉为“生动揭示美国现实重要一面”(诺贝尔委员会评语)的文学实践中始终如一的关注点。本篇学位论文“托妮·莫里森《宠儿》、《爵士乐》、《天堂》三部曲中的身份建构”提出“身份建构”的概念作为论述框架。“身份建构”指弱势群体为获得主体地位、摆脱主流霸权话语误现和他者化而进行的带有政治性和操演性的身份塑(重)造。该概念的理论支撑来自霍尔、赛义德、巴巴等后殖民与文化研究学者关于身份认同的分析:身份永远处于形成中,永远与定位政治相联系。“身份建构”强调重访历史、关注文化协商、指向混杂化。这些特点使之成为分析托妮·莫里森在文学创作中探索非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理解莫里森以包容而非排他为原则构想人间天堂的有效范式。本论文重点分析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历史三部曲《宠儿》、《爵士乐》、《天堂》,并附带论及其他作品。在细读文本以及批判性地解读相关大量评论的基础上,探讨莫里森通过解构黑人民族“他性”、重访湮没历史,尤其是通过打破极化政治,挑战单一身份认同概念的“第三空间发声”(Bhabha, Location 37),对非裔美国人身份构(重)建所做出的探索与贡献;同时,亦对莫里森本人作为非裔美国女作家策略性身份建构进行梳理,旨在揭示莫里森对美国文学发展的贡献,对美国文化改造与传承的参与,并从其创作实践中汲取有益启示:在体现“文化差异”(Location 34)特征的后殖民、后现代社会中,弱势族群如何协商可行身份,少数族裔和离散作家如何应对双重乃至多重意识的窘迫现实。本论文由“引言”、“结语”和5章正文构成。“引言”概述莫里森文学创作的生平和评论语境。生平语境部分展示莫里森文化背景的混杂性:既有黑人民俗文化传统的浸染,也有西方正典文学的熏陶;评论语境部分揭示评论界正以日趋开阔的视野研究莫里森文学地位和文学成就。此章节亦提出莫里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莫里森混杂的文化背景、少数族裔女作家的微妙地位、及其实验性的艺术风格。第一章“身份概念及其在美国黑人文学作品中的意义”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概略说明有关身份的话语演变,介绍身份认同的几个重要理论,提出并阐释将在以下论述中采用的“身份建构”概念;第二部分简述美国黑人文学从奴隶叙事到后现代小说的身份建构主题;第三部分论及莫里森文学作品尤其她的8部小说,揭示莫里森对于在种族、性别、族裔等话语中遭受他者化的非裔美国人重获主体地位的关注。第二章“《宠儿》对沉默历史的‘重现回忆’与身份建构”细致分析了莫里森在《宠儿》中对黑人民族一段被遗忘历史的痛苦回顾。在这部涉及奴隶制及其遗产的小说中,莫里森通过对赛思等前黑奴“认领被解放的自我”历程的描述,揭示出,生活在奴隶制及其阴影下的人们,只有直面历史的阴魂,重新寻找历史对现实的意义,才能粉碎附加于身的他性,走上获得主体地位之路。“重现回忆”是该小说新造词,意指对被湮没历史进行个体和群体共时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交织的回顾,它与重建历史含义相联系。为摆脱奴隶制阴影,重建有效身份,“重现回忆”成为必需的第一步。“重现回忆”与身份建构的关系通过宠儿这个蕴涵多重身份、人物与鬼魂的复合体象征性地揭示出来:宠儿杂糅个人和群体经历的记忆代表了身份建构必须重溯的历史,宠儿对被承认的渴求反映(前)黑奴由客体转化为主体的愿望。虽然宠儿最后消失了,但其对于爱与认同的渴望萦绕不绝,尽管莫里森在文中反复强调“这不是一个可以流传的故事”(275),《宠儿》作为一个有关“重现回忆”、为了“重现回忆”的文本,使得这句断言充满悖论。第三章“《爵士乐》的爵士乐化音乐、叙事话语与身份建构”重点分析莫里森在《爵士乐》中运用爵士乐美学,对遭受地理与文化位移的黑人移民寻找新身份的喻写。第一部分论及“大迁徙”给“逃离贫困和暴力”(33)从南方农场来到北方城市寻找新生活的黑人移民带来的强烈位错感。通过讲述移民夫妇乔和维奥丽特·特莱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的生活故事,莫里森表明,在新的放逐地黑人移民为维持完整自我和构建可行身份必须进行一系列涉及历史阴影与现实生活、南方与北方、乡村价值观与都市生活态度、个体与群体的协商。第二部分分析指出,在这部名为《爵士乐》的小说中,爵士乐作为一种体现即兴创作和挪用特点、节奏多变且杂糅多种音乐元素的音乐话语,不仅仅与美国黑人在哈莱姆特定生活经历有关,还是作品的叙事话语,突出表现为小说糅合第一和第三人称、混合叙事声音与人物性格的特殊叙事者以及体现爵士乐演奏风格的叙事结构。爵士乐通过抒发黑人无法表达和难以释怀的情感经历,借助启应形式启动群体疗愈,以及运用即兴和混杂的话语策略,更成为美国黑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找身份建构策略,在“新世界”重新协商社会空间的喻指。第四章“《天堂》的文化混杂性与身份建构”涉及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天堂》。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的身份建构由个体角度转向群体,并对身份建构中的一些重要论题进行反思,视野更为广阔。第一部分指出,在《天堂》中,莫里森通过分析黑人小镇鲁比镇围绕“弃决”事件的历史书写和身份认同展开了对于本质主义和善恶二元论的批判。鲁比镇天堂理想的破灭所带来的启示是:本质主义的单一化历史观以及身份认同中的善恶二元论,对于个体自我以及社会的重建均具有有害的蒙蔽性和束缚性;使用“逆转话语”重复白人意识形态并非获得主体地位的有效途径。第二部分论述《天堂》走向混杂性身份的趋势。《天堂》中的“修道院”作为一处体现宗教、种族、历史、身份的文化混杂性的“第三空间”,因其对于文化差异的诉求、对于身份认同的同质化力量的挑战,传达着莫里森关于边缘化人群身份建构的指向。第三部分分析莫里森对于天堂的重新构想。天堂绝非建立于排他和孤立基础上的乌托邦,而是包容所有民族,用同一纽带连接起所有人的世间理想之地。通过对于善恶二元论的解构、对排他主义和单一叙述的批判,以及对于美国白人开国先人的指涉,《天堂》成为国族身份建构发人深思的寓言。第五章“托妮·莫里森作为非裔美国女作家的身份建构”着重梳理莫里森本人的身份建构。在种族身份方面,莫里森在文学生涯的不同时期使用了不同的策略:早期致力于反驳对黑人的“妖魔化”,探索美国黑人的民族本真性,以确立自身作为黑人作家的话语地位;后期则显露出后现代倾向,对于种族纯粹主义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批驳。最终,“既具有种族针对性,又脱离种族藩篱”(Afterword 169)成为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原则,它表明了莫里森的民族意识,也反映了她对于种族主义话语的批判。在性别身份方面,莫里森的定位较为微妙,力求平衡:一方面承认女性性别赋予其看待世界的特殊视角,另一方面坚称其小说创作绝无直接以性别为指向的计划。莫里森强调女性视角价值,目的在于驳斥一些评论家对其黑人女作家称号的贬抑,而她不与女权主义战线结盟,则为了表达对过于强调性别政治、划分刻板化性别特征的不满,以及不愿采用封闭立场的态度。在美学身份方面,莫里森明确地与西方(主要为白人男性)传统拉开距离,把自己的创造定位在美国黑人文学、文化传统之中。然而,这种定位应被解读为莫里森对于以普世化西方艺术标准衡量黑人艺术的反拨,对于“美国性”独立于黑人性观点的批判,而不应作为寻找其文学创作单一艺术源泉的依据。事实上,莫里森作为一流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与融合不同文学、文化源泉,挑战文学、文化领域的一些二元划分逻辑密不可分。“结语”总结指出,莫里森在文学创作中,将身份建构与重现回忆、历史、和叙事紧密联系,旨在将非裔美国人由被想象的他者转化为自主选择的主体。借助“阈限空间”(或“第三空间”)所赋予的“双重视界”(Location 5),莫里森对美国社会做出了独特的描写和深刻批判;不过,莫里森在文学和文化领域新近获得的权威地位与其“阈限空间”创作之间也产生了某些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