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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山水诗创作硕果累累，涉及到了关中、中原、巴蜀等广大地域，而江南山水出现的频率之高尤为引人瞩目。本文根据陈贻焮先生《增订注释全唐诗》一书，统计出盛唐江南山水诗共365首，足可见其数量之丰富。
盛唐江南山水诗与地理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诗歌在描绘山容水态的同时，折射出了当地的地方文化，呈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其地理性与空间性也丰富多彩，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加以考察，显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些作品的特点，更好地把握其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
绪论部分对本文的几个重要概念“文学地理学”、“盛唐”、“江南”、“山水诗”作了界定，阐述了本选题的意义及相关研究概况，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考察盛唐江南山水诗的作者占籍和创作地点分布。通过对盛唐江南山水诗作者的籍贯进行统计，发现江南本籍诗人创作的江南山水诗数量远远少于外籍诗人所作同类作品。究其原因，盛唐江南籍诗人本身数量较少，有的作者长期活动于北方，以及诗人对家乡景致的审美疲劳等因素，应该与本地诗人留下的江南山水诗数量较少有关；盛唐文士的漫游之风，江南曾为失意文人的安身之所，异地景色给外地诗人带来了新鲜感则当与外籍诗人创作江南山水诗较多有关系。盛唐江南山水诗的创作地点分布也不平衡，经统计，岳州、宣州等地留下的诗歌最多，杭州、潭州等地次之，邵州、福州等地的诗歌数量为零。产生江南山水诗较多的各州有着知名的河湖山川，便利的交通，悠久的历史，迁谪之地，亲友所在或漂泊之所这些共同之处，这与它们多次被写入江南山水诗当有关系。而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等原因则与漳州、连州等17州的诗歌数量为零密切相关。
第二章讨论盛唐江南山水诗中的名山胜水。在盛唐诗人的笔下，被描写得最多的要数庐山和洞庭湖，其次为金陵与京口、杭州与永嘉、秋浦与当涂等地的山水。庐山襟江带湖、峻秀两得的景色吸引了大批的盛唐诗人登临赋诗，香炉峰、瀑布、鄱阳湖均出现在了江南山水诗里，庐山因诗人的足迹与作品被赋予了诗情画意，而这些诗歌的影响也成为了历代庐山山水诗之最。洞庭之名自屈原始，盛唐张说、孟浩然、杜甫等江南山水诗人都在诗中描绘了洞庭景色，洞庭湖浩大的水势、阔大的湖面以及湖外有湖、湖中有山、湖畔有楼的景致都在诗歌中得到了多角度的展现，令人难忘。六朝历史给金陵山水涂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但在自然层面上，金陵山水还是那般清丽秀雅，因此在江南山水诗里，金陵既有落寞萧索的一面，又有明丽清新的一面。京口山海相连的壮丽景色、繁忙的西津渡以及北府兵光辉的历史都被写进了江南山水诗里，京口因此超越了自然地理而成为了一处富含人文意蕴的地方。杭州的钱塘潮宏伟壮观，名扬四海，盛唐时李白、孟浩然等诗人都在诗歌里描写了这一景致。同时，灵隐寺与天竺寺清寂绝俗的景色也受到了盛唐诗人的青睐，崔颢、陶翰、李白等都留下了作品。永嘉走入文学世界始于谢灵运，盛唐孟浩然、张子容接续谢公之笔，不仅刻画了永嘉带山临海的清逸之景，还在其中融入了二人的情谊。秋浦与当涂的景色主要体现在李白的诗歌里，秋浦的秀水青山以及水乡的采菱风俗、青年男女的情意都在《秋浦歌十七首》中得到了表现。浪险水疾的横江、柔美恬静的姑孰都是当涂之景，太白的诗歌对此都有描绘。
第三章探究盛唐江南山水诗的思想意趣与地方文化的关系。盛唐江南山水诗涉及到的地方有各自的地理特色与地方文化，它们影响了诗人的审美取向与情感态度，从而使得诗歌的思想内涵带上了地方文化色彩。庐山兼有佛道文化，庐山的佛教文化经过慧远与朝廷、士大夫的努力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盛唐孟浩然、王昌龄的作品不仅描绘了庐山的景色，还涉及到了庐山的佛教文化。庐山的道教文化同样渊源颇深，既出现了陆修静、李腾空等著名道士，又有太平宫、木瓜洞等知名道观，李白的庐山诗在表现庐山的道教文化方面最为突出，其诗意境缥缈清虚，并透露出了诗人羽化登仙的愿望。巫风与湘妃神话以及由湘妃衍生而出的斑竹传说是楚文化的鬼神崇拜在洞庭地区的表现，洞庭山水诗的神秘、仙灵气息，以及诗中弥漫的哀愁当受到了这一影响。江左的山水文化传统由谢灵运、鲍照等人奠定发展，吴越山水因他们的歌咏而誉满天下，盛唐綦毋潜、贺知章等诗人继承了江左的山水文化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吴越山水之清丽明秀在其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宣州山水的清幽哀愁基调来自于谢朓，但他在宣州也有游山乐水的时候，盛唐李白、谈戭的诗歌受到了清幽一面的影响，张旭的作品表现了怡情山水的一面。
第四章剖析盛唐江南山水诗的空间建构方式。盛唐江南山水诗具有丰富多样的地理空间，而且空间结构不拘一格。时空组合方面，庐山、洞庭湖、吴越山水、宣州山水与春夏秋冬及晨昏昼夜呈现出了不同的组合方式。空间转换上表现为四种方式，即随视线转移，随行踪迁移，随情思延伸，组合转换。
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总结。盛唐江南山水诗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这在诗歌的山水描写、思想意趣表现以及文本地理空间建构上均有体现。本文通过对盛唐江南山水诗的文学地理学观照，力图呈现这些作品的地理性与空间性特征，希望能以此拓展盛唐山水诗的研究视野，为唐诗地理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盛唐江南山水诗与地理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诗歌在描绘山容水态的同时，折射出了当地的地方文化，呈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其地理性与空间性也丰富多彩，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加以考察，显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些作品的特点，更好地把握其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
绪论部分对本文的几个重要概念“文学地理学”、“盛唐”、“江南”、“山水诗”作了界定，阐述了本选题的意义及相关研究概况，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考察盛唐江南山水诗的作者占籍和创作地点分布。通过对盛唐江南山水诗作者的籍贯进行统计，发现江南本籍诗人创作的江南山水诗数量远远少于外籍诗人所作同类作品。究其原因，盛唐江南籍诗人本身数量较少，有的作者长期活动于北方，以及诗人对家乡景致的审美疲劳等因素，应该与本地诗人留下的江南山水诗数量较少有关；盛唐文士的漫游之风，江南曾为失意文人的安身之所，异地景色给外地诗人带来了新鲜感则当与外籍诗人创作江南山水诗较多有关系。盛唐江南山水诗的创作地点分布也不平衡，经统计，岳州、宣州等地留下的诗歌最多，杭州、潭州等地次之，邵州、福州等地的诗歌数量为零。产生江南山水诗较多的各州有着知名的河湖山川，便利的交通，悠久的历史，迁谪之地，亲友所在或漂泊之所这些共同之处，这与它们多次被写入江南山水诗当有关系。而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等原因则与漳州、连州等17州的诗歌数量为零密切相关。
第二章讨论盛唐江南山水诗中的名山胜水。在盛唐诗人的笔下，被描写得最多的要数庐山和洞庭湖，其次为金陵与京口、杭州与永嘉、秋浦与当涂等地的山水。庐山襟江带湖、峻秀两得的景色吸引了大批的盛唐诗人登临赋诗，香炉峰、瀑布、鄱阳湖均出现在了江南山水诗里，庐山因诗人的足迹与作品被赋予了诗情画意，而这些诗歌的影响也成为了历代庐山山水诗之最。洞庭之名自屈原始，盛唐张说、孟浩然、杜甫等江南山水诗人都在诗中描绘了洞庭景色，洞庭湖浩大的水势、阔大的湖面以及湖外有湖、湖中有山、湖畔有楼的景致都在诗歌中得到了多角度的展现，令人难忘。六朝历史给金陵山水涂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但在自然层面上，金陵山水还是那般清丽秀雅，因此在江南山水诗里，金陵既有落寞萧索的一面，又有明丽清新的一面。京口山海相连的壮丽景色、繁忙的西津渡以及北府兵光辉的历史都被写进了江南山水诗里，京口因此超越了自然地理而成为了一处富含人文意蕴的地方。杭州的钱塘潮宏伟壮观，名扬四海，盛唐时李白、孟浩然等诗人都在诗歌里描写了这一景致。同时，灵隐寺与天竺寺清寂绝俗的景色也受到了盛唐诗人的青睐，崔颢、陶翰、李白等都留下了作品。永嘉走入文学世界始于谢灵运，盛唐孟浩然、张子容接续谢公之笔，不仅刻画了永嘉带山临海的清逸之景，还在其中融入了二人的情谊。秋浦与当涂的景色主要体现在李白的诗歌里，秋浦的秀水青山以及水乡的采菱风俗、青年男女的情意都在《秋浦歌十七首》中得到了表现。浪险水疾的横江、柔美恬静的姑孰都是当涂之景，太白的诗歌对此都有描绘。
第三章探究盛唐江南山水诗的思想意趣与地方文化的关系。盛唐江南山水诗涉及到的地方有各自的地理特色与地方文化，它们影响了诗人的审美取向与情感态度，从而使得诗歌的思想内涵带上了地方文化色彩。庐山兼有佛道文化，庐山的佛教文化经过慧远与朝廷、士大夫的努力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盛唐孟浩然、王昌龄的作品不仅描绘了庐山的景色，还涉及到了庐山的佛教文化。庐山的道教文化同样渊源颇深，既出现了陆修静、李腾空等著名道士，又有太平宫、木瓜洞等知名道观，李白的庐山诗在表现庐山的道教文化方面最为突出，其诗意境缥缈清虚，并透露出了诗人羽化登仙的愿望。巫风与湘妃神话以及由湘妃衍生而出的斑竹传说是楚文化的鬼神崇拜在洞庭地区的表现，洞庭山水诗的神秘、仙灵气息，以及诗中弥漫的哀愁当受到了这一影响。江左的山水文化传统由谢灵运、鲍照等人奠定发展，吴越山水因他们的歌咏而誉满天下，盛唐綦毋潜、贺知章等诗人继承了江左的山水文化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吴越山水之清丽明秀在其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宣州山水的清幽哀愁基调来自于谢朓，但他在宣州也有游山乐水的时候，盛唐李白、谈戭的诗歌受到了清幽一面的影响，张旭的作品表现了怡情山水的一面。
第四章剖析盛唐江南山水诗的空间建构方式。盛唐江南山水诗具有丰富多样的地理空间，而且空间结构不拘一格。时空组合方面，庐山、洞庭湖、吴越山水、宣州山水与春夏秋冬及晨昏昼夜呈现出了不同的组合方式。空间转换上表现为四种方式，即随视线转移，随行踪迁移，随情思延伸，组合转换。
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总结。盛唐江南山水诗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这在诗歌的山水描写、思想意趣表现以及文本地理空间建构上均有体现。本文通过对盛唐江南山水诗的文学地理学观照，力图呈现这些作品的地理性与空间性特征，希望能以此拓展盛唐山水诗的研究视野，为唐诗地理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