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国际化发展趋势,金融创新不断发展,冲破了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种种束缚,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种新的金融风险也应运而生,并且逐渐演变成危及整个国际金融的潜在巨大风险,巴林银行倒闭案就是典型的内控不力所致。因此,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同时,内控制度也完成了从以前的以对人、对业务流程控制为主到以控制风险为核心的根本转变。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对内控制度所进行的三四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使其积累了丰富的内控经验。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自由化趋势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快速蔓延,继发达国家相继实现了金融自由化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相继放松对外国银行进入的各类约束,向国际性银行敞开了大门。我国也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金融业进入了为期五年的入世过渡期。期间,为了适应加入WTO的冲击和外资银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我国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的指导和要求下也加快了自身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完善。而今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本文即是在回顾我国商业银行入世前后(主要是入世后)的内控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基础上展开的。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1)导论部分首先指出了该选题的现实背景和意义所在。而今我国金融业的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我国银行业面临的已是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和国外商业银行带来的更加激烈的竞争,银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也只能是越来越大。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提高竞争力,我国商业银行必须积极修炼“内功”,不断发展和完善银行内控制度。在对已有相关文献的研讨和分析后,笔者发现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研究角度从最开始的只关注制度、结构的建立和完善本身,逐渐深入到了产权制度、企业文化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影响和作用。但对于当前已经进行了股改和实行公司治理模式的商业银行仍然面对的内部控制问题没有做出相应的解释。一些学者提到了企业文化、内控文化等与内控制度的关系和对其的影响作用,但大都是泛泛而谈,而没有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则希望能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有所创新。(2)第二部分内容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内部控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主要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的雏形时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80年代的初步形成时期,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完善时期。现代银行内控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组织结构系统,其二是制度文本系统。银行实施内部控制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我国银行业在国际趋势的影响下,也于入世前后加大力度推进我国银行内控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以期能与国际接轨,并适应加入WTO更加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和更加激烈的竞争。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5月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行政规定。同年12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的若干意见》。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冲击, 2002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又颁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以取代《原则》。《指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银行业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至今为止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最为重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3)第三部分内容对中外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做了比较,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对中外商业银行内控制度本身进行比较研究,包括组织结构系统的比较和制度文本系统的比较;对中外商业银行内控制度所处体制和外部环境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指引》等文件颁布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标准已基本上与国际惯例接轨。可见,我国商业银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内部控制上的差距主要并不在于内部控制制度本身。然而,对所处体制和外部环境的比较,发现在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经营制度、经济环境、科技文化环境和信用文化环境等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商业银行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这些方面的差异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运行的主要因素。(4)第四部分对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运行现状做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虽然内控制度的组织结构和文本体系在我国加入WTO后都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和完善,有的条文规定甚至超过了一些外国商业银行的内控要求,但接连暴发的银行案件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发挥的作用似乎并未达到应有效果。特别是对于案件的发生,除了内部控制失效外,很难再找到其他因素。从内控制度运行现状和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可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商业银行固有的粗放经营作风,不可能因为《指引》的颁布而得到根本性改观;基于内控制度设置的稽核岗位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内控制度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常常造成有章不循;与内部控制相配套的一些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使得内部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5)第五部分基于内控环境对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运行现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良好的内控环境是内控制度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鉴于产权安排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特殊重要影响,本文也将产权安排列入了内控环境的范畴。研究了我国银行体系组织制度沿革至今,其产权安排对银行内控的影响,并简要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目前面临的现状和选择。笔者还认为,内控环境与内控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本质上其实是文化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而人是这一关系的载体。因此,除了从产权安排的视角,还从制度与文化关系的视角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和我国的某些特定社会文化对银行内控制度运行的影响。在企业文化方面认为,由于特有产权安排下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使得领导层自身利益和银行利益相分离,并形成特有的“领导文化”,正是这一特有文化从源头上就抑制了与内控制度相适宜的内控文化的建立。而“领导文化”得以延续并不断加强的原因又在于我国特有的一些社会文化的助推和造就。本文从“中庸之道”、“实际”、“唯上”和“先做人,后做事”这四个我国民众较普遍存在的性格倾向方面做了一些分析。(6)第六部分在上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加强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对策建议。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完善进程、现状和原因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WTO过渡期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运行的重点和难点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制度和观念、文化因素。只有解决了这些因素问题,我国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才能真正实现风险控制的目标。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产权改革的继续深化是银行内控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前提条件。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建立起与内控制度相适宜的内控文化,完善法律建设,并逐步建立起激励相容的经济机制。(7)结束语部分内容指出,产权安排与当前经济加速发展的矛盾,以及人的思想文化改革变迁的滞后对我国经济制度改革产生的阻碍现象正逐渐地并越来越多地浮出于水面,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出现的问题只是管中窥豹。中国的银行甚至整个经济产权的渐近式改革到现在应该说是成功的,特别是对照改革后的俄罗斯而言。我国渐近式改革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保证了制度的延续性,然而当这种制度的延续性过于强烈的时候就成了“滞后性”。目前这一“滞后性”的显现表明我国的产权改革还需要更加深入,尽管困难重重。此外,如果观念、文化的演进变迁始终大大滞后于制度的变迁,新引入制度的实施运行必然因文化的不适应,甚至抵触而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从拉美的经验和一个更长的时期来看,中国经济各个层面制度的改革的成功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变迁,“经济转轨”最终将演变为“文化转轨”。本文的研究与已有文献相比,主要有以下两点创新之处:(1)已有的研究文献,要么只是一种比较借鉴的研究框架,要么只是对产权制度点到即止,泛泛而谈。本文则将产权纳入了内控环境的范畴,分析研究了其对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运行的影响,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2)本文将内控环境与内控制度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延伸为文化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借鉴制度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现存的企业文化对银行内控制度运行的影响,并且还分析了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对银行企业文化的作用进而对银行内控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