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WTO体制之外,以TTP、TTIP谈判为标志的国际投资新规则正在逐渐形成,作为应对,我国一方面积极对外开展IIAs谈判,其中尤以中美BIT谈判为典型,另一方面则深入改革国内外资准入管理体制。此次上海自贸区关于负面清单的创新试验正是中国改革外资准入体制、积极应对国际投资自由化浪潮的积极举措。其中,制度创新可以认为是上海自贸区改革的核心,而负面清单则是创新投资管理体制的关键。因此,解析我国外资准入模式转变的法律问题,其实质落脚点就在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本身。自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历两个版本之更迭,但应当承认的是,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依旧处于摸索阶段。根据《总体方案》的规划,上海自贸区在投资方面的总体目标是要“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此,在“三年任务”即将过半之际,有必要总结、分析当前负面清单中的法律问题,在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为2015版负面清单的修订、该管理模式成功经验的复制、推广,乃至中外BIT中“负面清单”的拟定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为此,本文共分四个章节进行论述,结构如下:第一章从改革的动力与背景出发为全文构建出研究的起始点。改革的动力主要是基于打破我国原有外资准入体系制约的角度,进而点明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国内层面,我国需要改革长久以来对外资准入实行的逐案审批;在国际层面,我国则需要改变对外资给予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模式。而改革的背景则是基于对当前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分析,涉及TTP、TTIP谈判以及中美BIT谈判,从而指出:国际投资自由化新规则正在逐步形成,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谈判可能带来的严峻形势。此次上海自贸区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体制改革,正是中国对国际高标准的主动对接。此外,本章还对负面清单的内涵进行了释义,厘清了该负面清单与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关系,与“正面清单”的区别、及其与当前其他规范外资准入的“清单”之间的区别,为下文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的研究重点着眼于自贸区负面清单本身,旨在通过对负面清单当前现状的剖析从而总结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此,本章首先对自贸区负面清单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内容涵盖布局结构、所涉行业、限制方式和制度设计四个方面。同时,还回顾了负面清单的修订沿革,并认为新版负面清单通过调整结构、缩减限制措施与完善表述方式,对前版清单做出了优化。在此基础上,本章对负面清单进行了评述。一方面,负面清单象征着我国对外资监管思路的转变,其背后蕴含的简政放权与扩大开放的理念值得肯定。但是,当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仍有缺陷,主要体现在:特别管理措施较为繁杂,投资开放进程略趋于平缓;部分特别管理措施缺乏透明度,进而影响可操作性;以及相关概念释义、制度设计缺位,负面清单“头重脚轻”。第三章从借鉴国际经验的角度,针对前文所总结的问题探寻解决之道。具体而言,本章以美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侧重从纵向层面对美国的外资准入体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美国国内并不存在类似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列表,其关于“负面清单”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对外签订的IIAs之中,而IIAs中的“负面清单”作为一种例外安排与国民待遇条款一起构筑成美国在国际协定层面规制外资准入的严密体系。本章的重点在在于对美韩FTA“负面清单”的考察,具体的切入点为结构布局与产业选择,并对该“负面清单”的特点做出总结:第一,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同时加以审慎限制;第二,透明度标准较高;第三,通过多重手段对不符措施施加限制,而不仅仅限于“产业例外”。第四章为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完善提出了建议,主要从两个层次来进行论证。第一个层次立足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改进,认为未来的负面清单需要:在兼顾扩大开放与风险可控的基础上缩减负面清单;在明确限制类型、细化限制措施的基础上提升透明度;以及健全负面清单的配套制度,尤其是对例外的设置。第二个层次关注与中美BIT“负面清单”的对接,认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对中美BIT“负面清单”的借鉴价值有限,后者的制定还需要参考实践中IIAs“负面清单”制定的国际通行规则。基于前文中美韩FTA的经验,总结如下建议:采用国际通行的框架结构;把握产业选择、明确分类方式;预留政策调整空间、赋予灵活度。最后,对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进行了简要评述,并指出未来全国版负面清单还需要明确与地方自贸区负面清单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陈述,对于未来我国外资准入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实施,负面清单将成为核心命题。而这一命题所要达成的最终主旨即是:在清单内,外资得以规范审查;在清单外,内外资平等对待,后者真正享受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