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推进农民创新创业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然而,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尚不完善的正式制度与农村地区要素制度改革期的不稳定引致农民创业活动创业风险加剧、不确定性攀升,严重阻碍了农民创业活力的激发,制约了农民创业效益的提升。信任,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缺位时发挥重要的补充替代作用。信任不仅可以降低不确定性、抵御风险,还能促成合作、提高协作效率,为新时期新阶段提升农民创业发生率和提高创业成功率提供新思路。因此,将信任概念引入农民创业优化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创业过程理论、机会识别理论、资源基础观等多维理论,构建创业过程视角下信任对农民创业影响的理论逻辑框架,详细阐述信任对农民创业选择决策、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农民创业资源获取与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在梳理农民创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8年全国农村地区的微观数据与课题组在浙江、安徽、河南、陕西等地搜集的890份农民创业者专项调查数据,总结了农民创业者的主要特征,测度了农民创业者的信任水平。运用Probit、Lewbel-IV等模型实证检验了信任对农民创业选择决策的影响;运用链式多重中介(Serial Mediation)模型和层级回归法实证检验了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直接影响以及信任通过创业警觉性和外部知识获取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间接影响;运用Probit、IV-Probit等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对农民创业资金获取、劳动力获取、信息资源获取的影响;运用有调节的中介(Moderated Mediation)模型和Bootstrap法检验了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直接效应、信任通过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以及创业环境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看,全国农民创业发生率约为8%,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长江三角区和珠江三角区部分省份高于其他省份,因此须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差异,全面提升农民创业概率。从实地调研数据看,种植业为农民创业者的首选行业,其次是养殖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农民创业者识别的机会数量主要在3个以内,以量表得分衡量的农民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处中等偏上水平,且在行业和区域间呈现异质性。创业资金方面,个人积蓄为农民创业资金的首要来源,其次是来自亲戚朋友的资助和借款,而将银行贷款作为资金来源的农民创业者占比较低。创业信息方面,农民创业者的主要信息来源渠道为家人亲戚和朋友熟人,选择政府等正规部门获取信息的样本占比较少。创业绩效方面,农民创业者群体纯收入的中位数约为12万元,超过未创业的普通农民群体。以量表得分衡量的农民创业绩效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在分维度绩效间存在异质性,其中生存绩效大于个人绩效大于成长绩效。总体来看,农民创业大多处于存活阶段,创业绩效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信任水平方面,农民创业者的整体信任水平中等偏上,其中分维度的制度信任大于情感信任大于社会信任,且农民创业者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第二,信任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选择的概率,持“大多数人可以信任”态度的农民进入创业的概率比持“与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态度的农民高出1个百分点,约为全国平均农民创业发生率的八分之一,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从信任的分维度看,以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来表征的情感信任显著促进了农民创业选择决策;以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来表征的社会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创业选择决策,且社会信任的边际效应量略大于情感信任;而以对地方官员信任程度来表征的制度信任显著负向影响了农民创业选择决策。此外,年龄、受教育水平、民族、家庭规模、家庭人口结构等变量也是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受教育水平、党员身份、汉族、理财投资经历对农民创业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年龄、家庭老年人占比、家庭总收入对农民创业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民创业者在创业机会识别方面更具优势。外部知识获取在信任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农民创业者的信任可通过影响外部知识获取进而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作用。创业警觉性在信任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的农民创业者,其创业警觉性越高,因而能更敏锐地识别出有前景的创业机会。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在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即农民创业者信任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除创业警觉性和外部知识获取两条单独的中介路径外,还包括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的链式中介影响,从中介效应量大小看,创业警觉性的效应量大于外部知识获取的效应量大于链式中介的效应量。第四,信任对农民创业资源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资金获取方面,信任可显著提高创业者通过亲戚朋友筹集资金的概率,其中,情感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促进创业者通过亲戚朋友获取创业资金,且情感信任的边际效应量大于制度信任,而社会信任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信任对创业者通过社会关系获取创业资金与通过银行贷款获取创业资金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创业劳动力获取方面,信任能显著促进创业劳动力资源的获取。其中,情感信任和社会信任对劳动力获取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情感信任的边际效应量大于社会信任的效应量,但制度信任的影响不显著。创业信息资源获取方面,信任对创业信息资源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情感信任和社会信任均正向促进创业信息获取,且情感信任的影响程度略大于社会信任,但制度信任对创业信息获取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五,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民创业者信任水平越高,创业绩效越好。分维度看,制度信任的正向作用大于情感信任大于社会信任。创业学习在信任与创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信任通过提高农民创业者对信息和知识的接纳度,促进农民创业者开展创业学习,增强创业技能,进而提升创业绩效。其中,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量在情感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中最大,制度信任次之,社会信任最小。创业环境正向调节了创业学习在信任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创业环境对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未得到验证。此外,信任对农民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不仅在创业领域、创业类型、创业者性别等方面存在异质性,还受到信任“差序格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