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斡旋受贿犯罪发案率呈上升趋势,对社会危害程度日益加大,其作案手段的隐蔽化、复杂化,给司法机关查办该类案件带来一定难度。尤其是该犯罪在刑法学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388条作了补充规定,扩大了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将“近亲属”、“关系密切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等非国家工作人员补充为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突破了我国传统受贿犯罪理论,关注到了实践中一些特殊群体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特定关系,滥用影响力交易的犯罪行为,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现状,应该说是具有时代意义,符合中国国情,有效打击斡旋受贿犯罪,维护国家法治环境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修正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范围规定得不够清晰,新主体的客观表现形式较以往的斡旋受贿犯罪客观方面有所不同,因而又引发了新一轮关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研讨热潮。本文即是从我国对斡旋受贿犯罪的立法规定出发,综合不同学者的观点,结合《刑法修正案(七)》,重点就斡旋受贿犯罪的构成即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客体以及司法认定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阐述,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了目前法律对斡旋受贿犯罪规定存在的疏漏,以及司法适用上的问题,并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对斡旋受贿犯罪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