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行政问责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借“非典”契机高调掀起,至2007年达到一个研究高潮,至此,研究成果颇丰,理论界形成很多共识,满足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自身建设的需要,之后这个研究风暴慢慢冷却。时至今日,在一系列研究硕果的前提下,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行政问责制进行新的总结与探索。从问责主体的角度来看,学术界将行政问责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且认为后者更具有民主性和先进性,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现实是,无论是在实践还是理论方面,关于同体问责的启动和理论研究较多,异体问责则少之又少：异体问责“缺位”,五大涉宪主体的问责作用发挥不到位；理论上,异体问责的学术成果远远落后于同体问责,专门关于异体问责的文献少之又少,专门的著作则没有。因此,在当前现状下,研究行政异体问责具有重要意义：行政异体问责制的研究为行政问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基础,有利于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和完善化,促进责任政府的建设,促进民主政治的进步。本文在分析行政异体问责制基础概念和相关理论的前提下,归纳总结我国行政异体问责五大涉宪主体存在的问题以及造成相关问题的原因,通过对英、法、美等国的代议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和公众的问责的研究,总结和借鉴国外经验,以期对完善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提供经验和方法,最后得出结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首先要明确异体问责主体及其问责权限；其次要加强异体问责法制建设；还要构建新型异体问责文化以及加强配套制度建设。